商务印书馆|柳和城评《中国出版家·夏瑞芳》｜被暗杀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 三 ) |光绪|华英初阶|商务印书馆|张

黄著对商务1903年至1909年董事会组成列有一表（93页），但没注明来源，实际上是以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一书中开列的名单（26页）为主要依据整理而成。这样重要的材料，汪书却不标出处，令人生疑。股份制企业组成董事会一般都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早期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不像后来那样规范，也没在报纸上发新闻，造成某些年份的空白。现存商务股东会最早记录，始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廿六日（1905年3月31日），出席董事兼经理夏瑞芳，董事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印有模，共四人。显然这是上一年（1904年）推举的董事，汪书开列的1903年董事名单与1904年同，又称推举时间“不详” ，极大可能是由1904年名单“推导”出来的。商务与金港堂合资始于1903年接近年末的11月，那一年是否有股东会都是问题，没有根据的推演不足为训。
遗憾的是，商务印书馆股东会记录尚未整理发表，给研究者带来不便。据笔者所知，商务馆史室还藏有一册老商务《编译所会议记事册》（第一号）。记录的正是与金港堂合资初期（1903年12月至1904年）编译所的工作，可以补充许多商务早期出版活动第一手资料。中方参加者除张元济外，夏瑞芳、鲍咸昌几乎每次都到，日方小谷重、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山本条太郎，也是必到的人员，后来又增加高梦旦、长尾槙太郎等。夏瑞芳不是旁听者，而经常参与热烈讨论，积极提建议，十分活跃。如蒙学课本要不要用方言，他的观点与张元济一致，认为不用方言为好。他还提出，拟印各种地图，印袖珍日记，拟办杂志，都是马上实现的提议。可惜黄嗣先生未能看到和利用这本记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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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照相部
商务印书馆多次遭难，原始档案本来已经很少，有部分还落入私人手中，研究者看不到原始史料。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记录已有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陆续整理，刊登于《上海学》丛刊，上述股东会记录与编译所记事册，希望收藏者能早点组织力量整理并发表，供研究者使用。只有真实的史料得以传播，才能避免错误信息以讹传讹，贻误后人。
四
黄著第四章“鸿业远图”对传主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贡献，作了全面的论述，肯定商务董事会、经理层和监察人三权制衡的治理模式，同时指出其不足，认为“在后来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商务的监察人看起来是缺位的，没能有效履职以降低企业损失”（120页）。这样的分析给人以启发。
说起“橡皮股票”风潮，反映在夏瑞芳身上时间很短，仅一年左右，却是商务印书馆第一次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商务馆史，还是危机处理掌舵人张元济的传记，都无法回避，夏传更是必须面对的话题。过去受“为尊者讳”影响，加上史料不足，商务研究很少有人提及此事。关键证据是当时在欧洲考察的张元济给郑孝胥、印有模与高凤池等人的数封通信。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元济研究刚兴起，这批信件尚未公布，因此，最早的两部张元济传记——《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王绍曾著， 1984年）与《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汪家熔著， 1985年），都没有涉及“橡皮股票”事件。张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1991年）第一次披露了张元济的这些信件，明确指出“夏瑞芳卷入橡皮股票风潮而亏欠事” 。但却遭到汪家熔的无端责难，点名批评《张元济年谱》， “说夏瑞芳在1910年动用公司公款去炒股票，亏蚀巨款导致变卖公司资产，又使流动资金短缺，云云” ， “本是无聊文人‘报屁股’文字” ，轻描淡写地说：“其实，所谓1910年‘股票’事，是‘陈逸卿事件’导致的上海金融危机，夏瑞芳当时的股票买卖不仅没有亏蚀，而且赚了相当大一笔：40多万元。 ”令人惊骇的是，这些歪曲《张元济年谱》原意、淡化橡皮股票风潮危害的话，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汪先生在“正史”中不承认夏瑞芳曾卷入风潮，却另在杂志上大谈“橡皮股票风波中的夏瑞芳” ，披露他持有的“独家”材料。笔者作为《张元济年谱》编著者之一，当时曾撰文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