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糖浆#一面之缘和一封信 | 陶洁兰寿|琉金|金鱼大赛|总合|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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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钱瑗在1987年相识，因为共同的兴趣很快成为好朋友。但我一直没有想过要拜访她的父母，虽然我问她要过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而且因此多得了一本《洗澡》，后来她还主动送我一本《将饮茶》。
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我的老师张祥保先生无意中说起，她和王岷源先生要去看望钱锺书先生。原来，北大中文系的文研所在1955年搬到城里并入中科院以前，他们曾经在北大的教工宿舍中关园里做过邻居。钱家搬走后，他们仍然保持联系。我忽然心血来潮，问张先生我能不能跟她们一起去，并且说我认识钱瑗。张先生认为问题不大，但她得回家问问王先生。过了几天，她通知我具体日期（我现在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个下午），我们就一起去了三里河。当时我听说那是个部长级的院子。小区门口确实警卫森严，我们还必须填会客单，但好像没有要我们出示证件。没想到我走进院子时却发现，那些楼房除了彼此距离比较开阔，楼梯比较宽，楼层之间比较高一点之外，似乎并不特别贵气或高雅。进入钱家后，我觉得他们家看上去很眼熟，跟北大中关园里老先生们，例如张先生的家很相似，客厅就是书房，书柜还没有张先生家多（后来我才知道，钱先生不需要书柜，他的知识都在他脑子里）。我甚至觉得，钱家除了墙上有珍贵字画，房间大一点，数量多一点，似乎和我家也差不多，因为他们家的地也是水泥地，没有铺上什么需要打蜡的木地板，墙也是白灰墙，没有上过油漆或贴了美丽的墙纸。钱家的俭朴和两位大学者与钱瑗的热情使我心情放松，不再拘谨了。
寒暄过后，我们的谈话好像是从一个英语缩略语开始的。那时候国内流行各种各样的西方批评理论，在反传统理论中出现一个缩略语，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DWEM。有位老先生给我打过电话，我孤陋寡闻，无法回答。后来听说王岷源先生问了他在美国的儿子，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和结论。总之它代表Dead White European Male。（感谢宋希於先生。我已记忆不清，是他根据钱先生的《〈吴宓日记〉序言》，告诉我那个缩略语应该是DWEM：Dead White European Male，其整理者的注为“已故、白种人、欧洲人、男性”。）提起这个话题，钱先生就谈起各种批评理论，什么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什么德里达、福柯、弗莱，他像谈家常一样信手拈来，娓娓不断。我听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还觉得很惭愧，因为王先生和钱瑗他们都参加讨论发表意见，我却完全插不上嘴，尽管杨先生也很少说话。我对理论没有兴趣，也不关心，实在无话可说。钱先生已经80多岁了，居然对这些新理论如此熟悉，研究得如此透彻。他的评论也很犀利。我记得他在谈解构主义时说了一句，“一切都解构了，文学还有什么呢？”后来有一年，加州大学著名教授埃默里·埃利奥特来北大做报告，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承认，理论讲过头就会忽略文学的美学意义。他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一篇他写的关于批评理论和文学的美学意义的文章。可惜，那时候，我已经无法把文章介绍给钱瑗或钱先生了。
不知道怎么一来，钱先生跟我谈起了鲁迅。他说，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去他读过的大学看看他的成绩单就知道了。我一听就明白他话的含意。我马上说，大人物小时候也可能成绩不好的。作为佐证，我提了我在英国丘吉尔出生的Blenheim Palace看到他青少年时期给父母写的信，检讨自己功课不够好，还稀里糊涂地把表丢了，钱也花完了……我的结论是，有的人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有的人可能小时不佳，长大后一鸣惊人，成为伟人。钱先生笑眯眯地听我说完，抛出了一个重磅“炮弹”——鲁迅可以说是犯了“重婚罪”。这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知道鲁迅母亲把他从日本叫回家，让他跟她给他定亲的女人结婚，我以为他后来跟这个人离婚了。钱先生好像很高兴把我镇住了，“安慰”我说，鲁迅没有问题，因为他没有跟许广平结婚，他们只是同居。我还在回味他的话时，他又说，其实鲁迅并不穷。这话使我很疑惑，我反问了一句，有人说他很穷吗？钱先生说，他有稿费啊，很多的。就在这时候，跟钱瑗和杨先生在聊天的张先生过来说，我们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