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糖浆#一面之缘和一封信 | 陶洁( 二 ) 兰寿|琉金|金鱼大赛|总合|齐鲁

回家的路上，我总摆脱不了一种感觉，钱先生谈鲁迅似乎别有深意，而且是针对我说的。我一到家就跟诚恩谈了我的感觉。他马上说：“你告诉钱瑗你爸认识鲁迅？”我说：“绝对没有。”我从1950年代开始，除了填表，从来不告诉别人关于我父亲的事情。他又问，“那你告诉她了你爸曾经是编辑？”这倒是有可能，尽管我不记得了。诚恩说，钱先生恐怕推算出来了，你父亲做编辑时是认识鲁迅的。我还是想不明白。我父亲认识鲁迅，跟我有什么关系？钱先生为什么要一再谈鲁迅的事情？诚恩分析说，他在考察你。他可能不大赞成社会上把鲁迅塑造成神一样，想听听你的看法。这话似乎有点道理，但我觉得很别扭，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呢，如果他直接问我，我可以告诉他，父亲在1970年代就告诉我，鲁迅有些文字的政治寓意是后人添加的。诚恩取笑我，钱先生只是随便说一句，你一本正经，还提什么丘吉尔，他一定觉得可笑，就故意跟你开玩笑了。他其实是很风趣的。
我接受了诚恩的分析。我谈丘吉尔确实是班门弄斧不知天高地厚。我也想起钱瑗说她父亲有“顽童心理”，他当时好像是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但诚恩的看法是否正确，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再跟钱瑗谈我到她家的事情。不过，她后来倒是告诉过我，她父母认为我在《译林》发表的《记雅俗共赏的福克纳年会》写得不错。尤其那些关于美国听众对给他们做报告的学者卖弄理论名词的做法不买账的描写。我没有想到他们不是《译林》杂志的空头顾问，他们真的在看里面的内容的。当然，能够得到他们的表扬是件开心的事情。
此后不久，我有个机会到加拿大访问，遇到了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刘慧琴女士。她本来是归国华侨，1977年又回到了加拿大。她在国内时期是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跟杨绛、钱锺书先生是忘年之交。我在她家住了两天，听她谈了她如何在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同时打好几份工，终于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才，小儿子也得到奖学金在攻读会计专业，但以后还想进法学院。她在辅导女儿功课时自己也学成了会计，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她还告诉我，她是如何认识电影明星胡蝶，并且挤出时间为她写了一本传记的。她甚至带我去参加温哥华的华裔作家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主要目的是鼓励和帮助那里华裔作家的创作，推动他们和其他国家文学的交流。她也曾多次邀请我们的作家访问加拿大，介绍彼此的创作活动。这是刘慧琴退休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担任过协会的会长或副会长。总之，我在温哥华收获很大。在回国前，刘慧琴托我带一盒西洋参给钱杨两位老人。
我并没有去钱家送这盒西洋参。我对拜访名人有点忌讳，一怕打搅他们惹人嫌，二怕别人说我企图攀附权贵。幸好有人帮我解决难题。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很有可能是跟杨先生他们来往颇多的郑土生先生要来找我，我就写了封信给钱瑗，托郑土生把西洋参带给他们。我还附了一瓶加拿大特产的枫糖浆，并在信里告诉钱瑗它可以涂在面饼上，还傻乎乎地问了她是否会摊面饼。于是，我就接到了一封非常有趣的回信。信的抬头是我，但落款却不止一个。信的格局很有意思，是以钱瑗的回信开始，直行行书，占了右边大约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落款是钱瑗。她谢谢我替刘慧琴带东西，但告诉我，她父母不吃西洋参一类的补药，不过枫糖浆很好，她会用来做面饼的。信纸中间大部分地方是用毛笔写的，跟钱瑗的内容差不多，但强调钱瑗会做面饼，而且一定会做给他们吃的，也一定会用到我送的枫糖浆。这一部分落款是“杨绛”。然而在左下方不多的空白处有用圆珠笔写的感谢词，落款是“真杨绛”。换言之，这一行点明了毛笔写的那部分是钱先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