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头凤$这个新版本的《雷雨》，藏着对曹禺创作初衷的追问( 二 )

从曹禺写给演员的这段提示中，我们看不出周朴园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他曾留学德国，应该是个理工男，回国创业，造就了一份很大的产业，也算是成功人士，企业家。他自信自己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他希望妻贤子孝，妻子贤惠、持重，儿子“都还是健全的子弟”。那个年代的士绅，接受过西式教育，又有办企业的魄力，是社会的中坚，精英。情感上他也恪守着那个时代对一个成功男人的约束，他没有纳妾，他对妻子是很在意的，逼她吃药，请德国大夫给她看病，很难说就是大男子主义，封建父权，欺压妇女，更多的还是对妻子的关爱和眷顾；他对儿子也并不放纵，很知道儿子的弱点，也很关心他们的成长。周萍与繁漪那点事儿，他也许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但他并不点破，给儿子留着面子，支持他到矿上锻炼，要求他“要做就做到底”；从小儿子周冲的身上，他看到了年轻人的轻浮、幼稚，并提醒他：“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但他也很关心儿子的诉求，希望儿子能多跟他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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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唐烨执导的《雷雨》剧照李春光摄
对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如果硬要说他制造了所谓“大家庭的罪恶”，不免有点勉强，也不够公正。尽管他有时也表现得十分专横和粗暴，但不能因此就称他为“暴君”。在《雷雨》诞生三年后所作《序》中，曹禺是很勉强地接受“暴露大家庭的罪恶”这种说法的，接着又说：“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对曹禺来说，人的命运的不可知可能更重要。所以他说：“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的运命，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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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创作感言：“我喜欢写人”手稿
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繁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的“动人怜悯”，不是因为她受着周朴园的压迫，以及她的不屈的反抗，而是“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这也正如周朴园所说，繁漪这个女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而且讳疾忌医，不顾死活地向着命运安排的结局狂奔。她的可爱之处，也正是她的可怜、可恨之处。曹禺笔下的周朴园又何尝不是个受到命运拨弄的人啊，他那样自尊自强，对家庭充满自信，结果却是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一个儿子逃亡，不知所终，妻子亦精神失常，疯了！这样的结局难道不使人心生悲悯之情吗？在常常被人忽略的“序幕”和“尾声”里，曹禺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在《雷雨·序》中提到“序幕”和“尾声”的作用，“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
为此，他很想能有导演将“序幕”和“尾声”搬上舞台，他说：“这是个冒险的尝试，需要导演的聪明来帮忙。实际上的困难和取巧的地方一定也很多，我愿意将来有个机会来实验。”我不知道濮存昕和唐烨够不够聪明，在他们执导的这一版《雷雨》中，虽然没有把“序幕”和“尾声”直接搬上舞台，但观众看到了他们的“冒险的尝试”，是可以告慰于曹禺的。整个舞台和所有角色（尽管年轻的演员还显得有些青涩）都在努力营造一种诗意的氛围，“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结尾的处理，死去的四凤、周冲、周萍撑着雨伞一同走向舞台深处，音乐响起，钢琴和弦乐奏出评弹《钗头凤》的旋律，意境全出。亦如两位导演所说：“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声音，是曹禺先生诗情的怜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