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莱布雷希特读阿伦特传记︱男人因恨她而团结在一起( 二 ) 关系|歌剧|Hannah|传记|Arendt|领域

这两位创造性思维的巨人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仍然少为人知，但十分令人着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激烈对立，还因为把他们对比来看，就能发现他们既相似又相悖。他们都来自于波罗的海之滨的犹太家庭，阿伦特在普鲁士的柯尼斯堡（现在的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伯林来自拉脱维亚的里加。阿伦特的父母对宗教漠不关心，而伯林则知道他祖上有参与路巴维茨运动的拉比。阿伦特的父亲死于梅毒，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件事打乱了她的少年生活，并使她迁往柏林。
伯林在圣彼得堡时目睹了窗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并满怀喜悦地漂流到伦敦的一所私立学校。阿伦特先后在马尔堡和海德堡大学深造，只讲德语，流亡异国后努力学习英语。伯林除了作为母语的俄语，也纯熟于拉脱维亚语、德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浮华使他愉悦，在出任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董事会一员时，他曾写下关于威尔第歌剧的博学论述。阿伦特不曾有过这种琐碎爱好，也不好闲言碎语。伯林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而她是西北大学和瓦萨大学的讲师，从未获得过终身职位。他们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天造地设，针锋相对。
日裔丹麦学者蛭田圭对这两位1941年的纽约相遇进行了出色的分析，阿伦特当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难民，从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那里领取津贴，与她没有工作的丈夫和受抚养的母亲住在租来的两间房间里。伯林在当时则是丘吉尔政府的特派代表，被派往华盛顿和纽约去施加影响力，并收集信息。两人在握手之后，阿伦特就针对伯林所谓的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缺乏承诺的问题对他加以批判。身为哈伊姆·魏茨曼（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起人之一）的长期朋友，伯林不屑一顾地说她太疯了（“fanatical”）。
八年后，阿伦特的著述已经被广泛阅读，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也即将完稿。 1949年春季的一次会议上，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以他与肯尼迪的关系而闻名）促成她与伯林再度会面，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误判。施莱辛格总结说，她“对他来说太庄重，太有预示性，太过日耳曼，太过黑格尔” ，伯林后来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把阿伦特列为本世纪最被高估的作家之一，小阿瑟·施莱辛格还为此恭贺伯林。伯林在第二次见面时震惊地发现，阿伦特反对新成立的犹太国家：“她批判了以色列。 ”
如果没有对艾希曼的审判，这一切本应逐步偃旗息鼓，只剩在学术期刊上的零星交锋。以色列情报部门（在联邦德国的帮助下）追踪艾希曼的足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那里将他绑架，押上前往以色列的飞机，并指控他犯有种族灭绝罪。阿伦特在1933年曾经身陷盖世太保的牢房，后来又险些没能将她的母亲从德国解救出来，面对“最后一次目睹纳粹头目真身的机会” ，她就此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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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
那场审判为时八个月，而她只在1961年4月旁听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她将她所看到的大部分内容贬低为“廉价的把戏” ，并质疑这一过程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整个事件是如此该死的平庸，难以描述地低级与令人厌恶” ，她回家后对丈夫如是说。经过两年的酝酿，她的报告于1963年2月和3月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不久后结集成书。由此引发的反应可谓爆炸性。两位犹太文学活动家欧文·豪和莱昂内尔·阿贝尔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酒店组织的讨论会，被玛丽·麦卡锡形容为“大屠杀” ，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将其比作“对家族中的一个被抛弃的成员施以石刑” 。以色列负责起诉艾希曼小组的一名成员发表了长达四百页的反驳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