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英文系一地鸡毛中文系不遑多让( 二 ) 鹭江

“文如其人”与“文以载道”，是否可能？
剧中另一条叙事线索围绕着前系主任比尔的去留问题展开。他在课堂做出了纳粹的敬礼动作，这个触及底线的玩笑引起全校学生的抵制，宣告了他的“社会性死亡”，也使他失去教职。比尔在剧中是一个多面人物，作为老师，他的课堂教学很充实，他对指导的学生很负责，但同时他又经常上课迟到；作为普通男人他沉迷药物、邋遢颓废，但同时热情纯粹、擅长沟通，与其构成微妙对应的是历史上的麦尔维尔。课堂上Elliot用平静的语调讲述麦尔维尔写给霍桑的私人信件的时候，一位学生忽然发问：“我们不讨论麦尔维尔是一个家暴者这件事吗？”Elliot回应道：“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作为作者的麦尔维尔和他的作品之上。”此时Yaz解围：“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我的课程部分里讨论，我们也会讨论女性对他创作的影响。”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文如其人”的观念和“文以载道”的要求，因此如李煜、宋徽宗又或者是张爱玲、周作人这样的创作者便在文学史中浮浮沉沉。另一方面，联系到此前《飘》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因种族歧视下架的系列事件，Bill与麦尔维尔的处境亦是一个新问题，即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日渐抬头。这亦旧亦新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文学与道德的宏大命题。
剧集无意也无法回答这个永恒命题，我也不能。学生对麦尔维尔的陈述或许是一个事实，但Elliot的说法也并不能被视作诡辩，Yaz的解围方法更不是取消问题本身。三个人的说法共同揭示了当下我们真实面临的“道德困境”：当我们告别了古希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分离的城邦政治，也告别了“士农工商”秩序分明的等级社会之后，也就告别了以“身份”锚定自身坐标的单一伦理道德体系。文学和文学创作者的任务，或许并不是为这个困境找到解决的办法，更不是制造困境并不存在的幻象，而是诚实地记录和再现困境及困境中的人类。
此处，还有读者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变化更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在古代社会，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文字书写的典籍，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由教育普遍匮乏、识字率普遍低下、印刷技术原始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此时的文学艺术必然是被人仰视的。随着教育日趋普及、印刷出版愈加便捷，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即时开放传播平台的发展，文字的权威性逐渐衰退，人们看待作家这一以语言文字技巧谋生的群体，便也逐渐趋于平视或俯视。仰视容易制造光环，俯视容易滋生冷漠，“同情之理解”正是最为困难的角度与态度。我自己亦有小小怪癖，“知人论世”本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题中之意，但我私心并不喜欢看作家传记，因为人总难免有无聊庸常甚至卑琐的瞬间，看见了便难免厌恶、遗憾甚至痛苦。可见在中文系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也尚未达到“同情之理解”的理想境界。
写到此处想起了另一部与文学教育有关的著名电影《死亡诗社》。如果将其与《英文系主任》略作比较，并不难注意到，30年过去，叙事重点由文学本身转移到了与文学有关的人与事。这似乎也隐约提示着文学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我与一位研究电影的好友时常开玩笑，小说是19世纪的主流艺术，电影是20世纪的主流艺术，而21世纪的主流艺术应该是游戏，不懂游戏的我们都将被送入历史博物馆。
但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惋惜或愤懑，“主流”指向的只是一个处境，而处境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要素。作为教授文学的人，我们只是为他人走进文学提供更丰富的路径，正如比尔在被免去教职时所说：“从事这份工作时，你总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你试图占据一个迥异的空间。”但如果他人觉得这条小路十分荒僻无趣，似乎也无须强求，毕竟文学只是认识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