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 三 )

文章插图
《邻人之妻》，[美] 盖伊·特立斯著，木风/许诺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7月。
新京报：我的理解可能是“以个体折射时代变迁的非虚构作品”。
伊险峰：这么理解也行。
杨樱：其实最终都会走到这条路上。不管写什么静态话题，最终都逃不过以个体为叙述对象、以时代命运为观照的背景。这是任何一篇非虚构作品所应有的内核。
新京报：这样的视角在“好奇心日报”阶段是怎么逐渐形成的？这本书在我看来很像是“好奇心日报”城市故事系列（汉口故事、大庆故事等）的一个延伸。
伊险峰：你提到的系列的确都属于同一个大议题范畴。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人们经常会说新闻媒体容易议题先行。但我觉得这种讲法是对新闻媒体的简化理解，好比说是事件发生了，然后媒体才去做新闻报道。大部分人就是这么理解新闻媒体的。
但媒体其实也可以前瞻地去摸索和判断。比如在“好奇心日报”阶段，我们发起过一个叫做“好奇心人类学”的栏目。人类学在最早阶段逃脱不了殖民主义的视角。好比说一个殖民主义者跑到另一个未经现代化的土著大陆，一看，原来那地方的人是这么生孩子的、是这么跟亲戚相处的，于是人类学家就开始做采访记录，说白了就是分类人类。
我们当时的发问就是，互联网发展了这么多年，我们每天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可能比在现实生活中的时间还要长，人和人之间的划分方式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当时还没有媒体在做类似的分析与观察。
最早的几篇栏目文章讲的就是豆瓣用户和知乎用户为什么无法对话：豆瓣用户总觉得知乎用户很土，想的尽是些没什么用的屁事；而知乎用户看豆瓣用户，就会觉得这帮人又穷又文艺还成天喜欢猫，到底有啥价值。
直到最近几年，我们在田野中和一些人类学家聊天时，才发现他们开始关注到了这块。包括现在市面上出现的一些互联网人类学观察系列，就内容而言，都没有那么好，主要原因在于对事实的发现能力和挖掘能力不够。
所以这也涉及一个问题，你所发现的事实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它既要求一个采访人员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需要采访人员的知识结构足够有能力去穿透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文章的选题很好，采访人员的采访完成度也很好，但采访人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所以很难讲清楚这些被挖掘出来的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一种遗憾。
知识、尊严与自我：普通人的阶层跃迁之路
新京报：具体到《张医生与王医生》这本书。其中的主线当然是两位医生如何建构了自我及这种自我的建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但也包括全球老工业区共同面临的问题——资源枯竭、工业转移、锈带城市、阶层分化等；中国城市面临的特色问题——单位、单位塑造的文化、家庭分工等。
伊险峰：对，你提到的有两块，一块是沈阳这座城市本身的问题，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城市更新问题。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城市更新的问题背后有更为复杂的成因。比如它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短缺问题又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带来的结果。最后就变成地方政府没钱，所以得卖地，但总得有道理地卖地，不能胡来。于是，当时很多地方政府就打着“城市更新”的名义来卖地。
我们今天回头看城市更新的结果，看起来有点像士绅化，有些地方也确实经历了士绅化的过程。这里面肯定有积极的或者说合理的那一面，比如它让一些城市快速发展了起来。但是在士绅化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沈阳在经历士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所以就必须回到你所说的老工业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譬如老工业基地的产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