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相比语言的污染，更可怕的是语言的匮乏( 六 )

在采访过程中，我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谈母亲、谈妻子、谈妹妹都可以，谈女性不行。一旦谈到女性，他们会立马进入到一种“emm，这个问题”这样的诡异气氛之中。
新京报：但他们对性欲是有概念的，虽然也是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
杨樱：对，性欲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王医生初高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等到大学才表白。他的这种生理欲望肯定一直存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状态里，整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我记得还问过张医生一个问题——你的原始欲望究竟是什么？你的性取向到底正不正常？按他的说法，是正常的。但对他们这一代男性而言，周围的女性基本是一个无性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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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钢的琴》剧照。
新京报：这是否和当时女性整体无性化的政治面貌有关？
伊险峰：恐怕没那么简单。关联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家庭面积都很小，王医生小时候家里只有9平方米。每个人都没有隐私，大家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女性在这样的情况里反倒是更为中性化的。事实上，他们的父母也和他们一样，都处于无性的状态之中。
新京报：书中两代人那部分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王平和他的女儿——这两代人互相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里也包含了两代人对“社会”的理解或是想象的不同。两位在书中提到，“两代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无关意识形态，只是庸俗与不庸俗的对抗。”在你们看来，70后这一代人和他们后面时代的人相比，对于“社会”的理解上哪些不同？
杨樱：其实年龄或者代际这样的概念在沈阳人身上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代际概念背后涉及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快速演进。而在沈阳，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时光在这里是冻结的，它的社会变化相对来说比较慢，代际差异就没那么明显。
但是比如在上海，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很大，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急遽变化足够将两代人拉开距离。所以我认为，这和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大，但和塑造生活方式的源头有关。
伊险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小鸟文学”）有一个作者，她出生于哈尔滨的阿城区，小说里经常会写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生活，我读的时候觉得她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作者的年纪挺大。
认识后才发现，作者其实是个00后，生于2002年。我就更好奇了，问她为什么会对那段历史了解得那么多。她也说不上来。直到有一次我们见面聊，我才意识到可能是因为东北的变化实在太小了，所以她写她现在看到的东北，我读到的时候，感觉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生活、那些人和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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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与王医生》写作过程中的田野照片。受访者供图。
东北地域书写与非虚构写作的走红：两个伪命题？
新京报：在这本书中，两位多次提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也是近年来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话题。刚才伊老师也提到，“小鸟文学”上有挺多描写东北的文章。你们如何看待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
杨樱：现在人们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其实还是有缺失或者没被听到的声音。比如很多东北的女性作家——苏方是沈阳人，刘天昭是吉林乾安人，都还没有真正被大众看到。
整体上我会觉得，年轻创作者的东北地域书写还不到被评价的时候，因为中国年轻的文学写作者整体上的声音是偏弱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嘹亮的信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而恰好他们在地域上有接近性，才有了“东北文艺复兴”这样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