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郡王修寺颂|动荡的北朝，才是“唐楷”之开端！ |赵郡王修寺颂|沙丘城造像碑

承载盛唐书法的“唐法” ，在北朝时期，即已得露端倪。
从楷法结构角度看，北齐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图1），河清三年（564）的《沙丘城造像碑》（图2）以及《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图3）等，受篆隶影响，整体较为平正、宽博，大异于北魏时期成熟的楷书风格。
尤其《赵郡王修寺颂》，不论是其结构还是线条，均与颜真卿书于大历六年（771）的《麻姑仙坛记》（图4）毕肖，这样的判断，是站在名家谱系的立场上来看，但从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则是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毕肖于北齐的《赵郡王修寺颂》。
对于两者的相似，不能武断地判断颜真卿学过此碑，但也不能无视这两者的联系，且立足于历史层面上来看，两者的对比与联系并非孤例，如《沙丘城造像碑》与《颜勤礼碑》（图5），在单字上，更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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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齐《赵郡王修寺颂》局部
北齐书法多篆、隶、楷杂糅，因后世多以怪诞称之，而《赵郡王修寺颂》则是少有的较为纯粹的楷书。由于北齐楷书受篆、隶书影响，相较于北魏楷书的斜紧结构而言，更偏向于平正、宽博，而此碑即是其中的代表。
而其更加可贵之处则在于，颜真卿成熟时期的楷书作品，无论是用笔还是结构，均毕肖于此碑，其意义也即在于盛唐“唐法”的滥觞、衍生与广布。
图2 北齐《沙丘城造像碑》
《沙丘城造像碑》是北齐楷书的典型代表，与当时的大字刻经书法，尤其是山东的《铁山摩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以及河北的《响堂山刻经》《娲皇宫刻经》等如出一辙，且与盛唐颜真卿、徐浩、柳公权等遥相呼应，其中第14行的“率”字，第19 行的“重”字，第25 行的“道”字，在传世颜书中，几可找到能够“乱真”的原字，其中原委，当不仅仅是巧合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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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局部
《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的楷书书法，在结体方面，相较于《沙丘城造像碑》更加方正，而在用笔方面，也更加圆浑，且多篆籀笔意，因而在整体气息中与盛唐的楷书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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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麻姑仙坛记》书于唐大历六年（771），整体气息上，最为接近天保八年（557）的《赵郡王修寺颂》，唯一不同在于，颜书将北齐那种自由、奔放，易之为严谨、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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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唐颜真卿《颜勤礼碑》选字
颜真卿书法，早先就学于母族殷氏一门，殷氏为书法世家，精于篆隶，而颜氏则是自南朝以来，由北齐而入隋唐，一直未曾中断的世家，其中尤以文字学、书法传家。
颜真卿在其《草篆帖》中亦曾写道“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 ，因而在这样的家学环境下，颜真卿对书法的认识，必然是基于篆隶之上的。
与颜真卿并称“颜徐”的徐浩，在书史上亦享有大名，且其书法亦出自家学，精于“草隶” ，且有八分书《张庭珪墓志》传世，其楷书更是被朱长文称为“妙之又妙者也” 。按唐人追求“正统”的习惯，无论书法从何处而来，必云学“二王”、自“二王”出，方显出身高贵，故而对徐浩推崇备至的朱长文更认为他“少而清劲，随肩褚、薛；晚益老重，潜精羲、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