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诗文里的王安石人生失意无南北 |苏轼|金陵|诗歌|北宋

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面临生命威胁时，已经罢相的王安石，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自己多年的“政敌” 。王安石这种不计个人恩怨的做法，充分体现出一个改革家、政治家和诗人的博大胸怀。多少年之后，这对曾经政见不合的“老相识”重逢于金陵，竟难得的投契与相知，比王安石小16岁的苏轼见其身穿粗布衣服，骑着毛驴到江边迎接他，大为感动，向他行礼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伴，论文说佛，同游钟山，赋诗相和。笑谈间，王安石的《南乡子》一词便喷薄而出：“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刻，友谊取代了前嫌，诵诗谈佛，乐而忘返。临别之际，王安石更是依依不舍，邀请苏轼卜居金陵为邻，东坡则写下了“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句子以为回应，两位文宗巨擘，竟在金陵的茅舍低檐之下，完成了心灵的交融，历经千年依旧令后人为之唏嘘、感佩不已。难怪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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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王安石理想远大、意志坚定、情操高尚，所以他的诗词也呈现出一种清气逼人、境界高远的格调。尽管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许多人的敌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诗文主革新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疑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 “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可以看出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性，思维缜密，善于雄辩。而他的一些小品文，则清新雅致，脍炙人口，《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的文字，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而《城陂院兴造记》、《游褒禅山记》等文字，简洁明快，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诗文里的王安石 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诗文里的王安石人生失意无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