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是怎样形成的?

《十三经注疏》是对儒家十三部文献的经文、古注、疏文的统称 。
“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 , 人们对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和特称 。 “十三经”则包括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典籍 。 “注疏”是注和疏的并称 。 注 , 是对经文字句的注解 , 又有传、笺、解、章句等不同叫法;疏 , 是对注的进一步注解 , 又有义疏、正义、疏义等不同叫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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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的形成 , 不是一蹴而就的 , 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六经、五经 , 到九经、十二经 , 再到十三经的漫长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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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 , 像《庄子》就已经把《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 。
《庄子注疏》(中华国学文库)
西汉时 , 汉武帝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设立五经博士 , 专门传授《易》、《书》、《诗》、《礼》、《春秋》这“五经”的学问 。 儒学开始独占官学 , “五经”开始流传起来 。 “六经”之所以变为“五经” , 是因为《乐》经这时候已经失传;也有人说 , 《乐》经就从来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 。 两汉人对儒家文献的研习 , 各有各的家法 , 流派纷呈 。 一经之下可能有好几个传授系统 , 两汉皇帝们往往根据各经不同的师法设立不同的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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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观念里 , 儒家文献有“经”、“传”、“记”的严格区分 , 是不能混淆的 。 比如 , 合称为“三礼”的《仪礼》《礼记》《周礼》三部经典中 , 只有《仪礼》才是“经” , 直接叫做《礼》(《仪礼》这个名字大概在魏晋时期才确定);《礼记》是“记” , 主要是解说《仪礼》 , 并作为《仪礼》的附庸而存在;《周礼》在西汉初年被发现于民间 , 进献给朝廷后就被束之高阁 , 直到西汉末年才因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而“重见天日” , 新莽、东汉时期日益受到重视 。 后两者都不是“经” 。 又如 , 作为“《春秋》三传”的《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 , 都只是“传” , 而不是“经” 。 因此 , 西汉时代的“五经”与后来的理解不同 , 《礼》特指《仪礼》 , 不包括《周礼》和《礼记》;《春秋》特指《春秋》经 , 而不是“《春秋》三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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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译解》
根据文献记载 , 东汉时出现过“七经”的说法 。 但“七经”到底是哪七部经典 , 历来众说纷纭 , 没有公认的答案 。
不过 , 最晚到唐代初期 , “经”、“传”、“记”的概念就已经混同而被等量齐观 , “传”、“记”跃升到了“经”的地位 , 直观地体现在唐代贞观年间颜师古考订的《五经定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和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上 , 因为 , 尽管唐代官方仍维持着对“五经”名头的认定 , 但“五经”的文本已与汉代的“五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 比如 , 汉代的《礼》特指《仪礼》 , 到唐代则变成了《礼记》;汉代《春秋》指的是《春秋经》 , 唐代则变成了《春秋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