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南怀瑾先生:历代帝王把孟子的“定于一”,硬生生地拉到定于我( 五 )

孟子@南怀瑾先生:历代帝王把孟子的“定于一”,硬生生地拉到定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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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鏐看了很高兴,但是要他把十四州改一改,变成四十州。他不肯,便说,州也不能添,诗也不能改。因此他和钱鏐处不来,便千里迢迢跑到四川去依靠蜀主王建,写出“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平山的的来”的千古名句。有一次贯休自己作了一首很得意的诗,其中有“禅客相逢唯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的两句名言。他拿去看当时有名的禅宗大师石霜禅师,认为是自己明心见性的悟道之作。石霜看了诗,便放在一边,转过来问他:“如何是此心啊?”这一下,问得贯休和尚哑口无言,无法对答。孟子@南怀瑾先生:历代帝王把孟子的“定于一”,硬生生地拉到定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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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霜禅师便说:“你不知道,就问我。”贯休不觉脱口问道:“如何是此心呢?”石霜禅师一笑而答说:“能有几人知。”你看,懂了这个逻辑运用的关系,便同样可以了解孟子这一节天下“定于一”,和梁襄王问答的要点了。儒道同源的一统天下说了这些闲话,我们再回头来讨论这个中国政治学上“定于一”的问题。讲起来,实在牵涉太多,也太难。不但孟子指出“定于一”,我们且把后世自称为正统儒家们所不甚同意的道家老祖宗——老子的话搬出来看看,他同样也有中国政治哲学有关“一”的思想。老子曾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天下平。”老子这个得一以天下平的“-”,和孟子劈头而来的“定于一”,是不是一个模子,如出一辙呢?实在值得慎思,明辨。综合起来,这个“一”的问题,如果和专讲内圣外王之学的《大学》《中庸》的内圣之学相提并论,那么《大学》的“明德”和“慎独”,以及《中庸》的“中和”和“诚明”串通一气,发而挥之,岂非又是一部专论吗?虽然,孟子这里的“一”,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思想——实行仁政的王道。但再引申为外王之学来讲,那么,孟子所讲天下“定于一”的道理,便可认为是中国历史哲学的不二法门,必须要“天下统一”或“天下一统”,才有长久的安定。我们只要仔细研究秦、汉以后历史,凡是不得统一的时代,它的祸乱也始终不得平静。这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千秋不易的定则。因此自孟子以后,影响两千年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政治,都是循着孟子这个论断的观念去立足的。甚至反动的人,也都是拿它来做口号。孟子@南怀瑾先生:历代帝王把孟子的“定于一”,硬生生地拉到定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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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正的或反的,假借为号召的或真心为国家天下的,对于这个“定于一”的理论,当然都无可非议。事实上,凡是真理,自然便是不二法门,当然无可非议。可是两千年帝王专制政治,到处都是假借孔孟之学的大盗而兼神偷,真如庄子所谓连仁义之道也被他们偷盗而用了。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孟子只说了一句天下“定于一”三个字,他并没有说定于一人啊!而历代的帝王们,却生吞活剥地把“定于一”三个字,硬生生地拉到定于一人,而且一定是定于我了。你看这有多滑稽!现在问题不要扯得太远,免得与讲孟子的本意大相迳庭,暂时到此打住。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只是提醒大家研究上的注意,孟子这段对话中机锋转语的关键,不要随便忽略。在我们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里,有一个中心思想——“邪不胜正”——这是一项真理,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能道的至理名言了。但是自古以来,在任何时代,行正道都是非常艰难的。孟子始终想要行正道,所以他的理想很难实现。不过,如果说苏秦这派人所行的是邪道,而究竟邪到什么程度呢?这也很难下定论。他们的主张,只是针对当时的利害而来的。摆在眼前的现实利益,不管智、愚、贤、不肖,大家都容易看见,人人能取得,如果立刻见效,大家都乐意去做。而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是大利,是远利,是百年大计,甚至更远在百年后。今天耕耘的人,自己不一定享受得到它的成果。人不论为国、为家、为自己,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成果,这也是人情之常。对照一下孟子与苏秦两人,对魏国君王所提的意见,以及所获的迥然不相同的结果,很明显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总是急功好利的。对此,也只好付之一叹了!关于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的话,并非说他没有人样,只是不像可以当大君的神态。很可能他是南唐李后主、蜀主孟昶一流人物,风流潇酒,可以成名士,不能做人君。据晋武帝司马炎时代挖出梁襄王坟墓的出土资料,在他葬的墓穴中,还藏有相当可观的古典经书,由此可见他也是个读书种子。例如三国时代的江夏刘表,还是位《易经》专家呢!讲到这里,想起我幼年的一位老师作的诗:“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梁襄王可能也是这个类型的人,不适宜于做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