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从Kant“绝对律令”新释说起 |kant|伦理学|伦理学新说|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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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新说》作者李泽厚
文 / 李泽厚
问：为什么要以Kant作导论，开始讲你的伦理学？
答：因为在中外哲学中，我认为Kant最为准确和鲜明地把握了道德行为和心理的主要特征，并将之推至与宇宙同光的存在本体的高度，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与中国儒学颇有相似之处，今天应吸收消化之以弘扬自家传统。而且，几乎任何伦理学论著，总要讲Kant ，绕不过他。所以我干脆从他讲起，作为导论。
问：为何用答问对话体裁？不像学术论著。
答：我素来不管这些。我想学《朱子语类》《传习录》的答问体裁，简洁、真诚、直率、易懂，比起长篇大论，更是走在追寻和履行真理的道路上，这不更好吗？老祖宗孔、孟，西方的Plato不都如此么？“自问自答”已成为我多年学术论议的方式和体裁，不想多作改变了。
一人是目的
问：你开始讲吧。
答：Kant是伦理学义务论的最大代表，此论是伦理学主要理论之一。但问题复杂，我也有些很特殊的看法。
问：是些什么特殊看法？
答：我将Kant“绝对律令”（CategoricalImperative）的第二原则“人是目的”与第一原则（“不论做什么人，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第三原则（“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当作普遍立法的意志”）彻底区分开来，认为“人是目的”是具有现代现实内容的时代产物：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工具，不能把任何人作为工具对待、使用、相处等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产生的社会理想。
正如“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一样， “人是目的”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先验原理，也并不是能够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在希腊奴隶制时代，人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并非目的；战争时期，士兵只是统帅的博弈棋卒，并非目的；革命年月，人们被要求作“驯服工具”和“螺丝钉” ，也不是目的。
迄至今日，即使大部分地区已没有奴隶制、战争和革命，但“人非目的”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人是机器的附件、生产的工具、驯服的奴仆便随处可见。但第一，这不会永久，而只是历史行程不可避免的阶段。科技的发达将使许多单调的、肮脏的、繁重体力的、机械的而非创造性的“劳动”逐渐由机器人（robot）来替代，而且会使整个社会中人作为工具的各种现象逐渐减轻。
第二，毕竟今天人格独立，人们可以较为自主作出工作选择，不必再是永远被动的“驯服工具”和“螺丝钉” 。但也因为历史尚在进行中，人类还远未得到个人真正独立和自由， Kant把本是近代资本社会时代的观念意识提升为绝对律令，为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了最为崇高的理论基础，将“整体应为个体而存在”这一现代人权宣言最突出、最鲜明地揭示出来，从而颠覆了过往的历史。
每个人可以追求真正成为“自我”的权利，不再是任何权威、集体、他人的工具，不再是任何神学、制度、风习、意识形态的奴仆。人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个体，有自主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尽管这一观点和理论有其非历史的弱点，但它喊出了现代社会的心音。它作为今天和今后的现实和理想，将无可回避、无法否认和不可抗拒。 Kant这种启蒙时代的伟大理想和伦理标准、道德理念至今光焰长存。它承前启后，也正是我所说的“现代社会性道德”的核心部分。 “现代社会性道德”并不能也没有完全实现“人是目的” ，但它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历史中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