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乌台诗案始末，是谁救了苏轼！(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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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苏辙的书信后，苏轼已经提前烧了许多与友人的书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诗作、书信和公文时，估计翻不出什么花样了。苏轼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早点销毁了证据，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谓诽谤朝廷的“证据”，那可真就罪孽深远了。其实，苏轼的罪过已让宋神宗格外生气。到京后，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中种了许多柏树，时常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这里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犯事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3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为什么叫“无奈”？这是一个心机深不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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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文豪填词在行，耍心眼可差得远，御史台这帮属狐狸的东问西问，从天气好不好问到吃了吗，从吃了吗问到地方百姓生存状况，从生存状况问到对青苗法的评价，很快就把苏轼套进去了。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这一点，苏轼心里很清楚，在御史台的关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乌台诗案”初起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当他听闻此事后，颇感惊异，虽然苏轼属于保守派，可王安石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王安石很快，王安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是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他没有从搭救苏轼的角度说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评价问题。这是盛世，您是圣君，您可不能做杀才士这种事情啊！对您的名声不好。这句话，基本点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杀的，而且曹太后临终前还曾特意嘱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时，常以科举纳入苏轼、苏辙两兄弟颇感欣慰，以为‘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听说苏轼因几首诗作吃了官司，估计是被仇家恶意中伤所致，你可不能因为几句诗文就对他过于苛刻。”曹太后至此，苏轼基本性命无忧，何时能放出来？就要看与苏轼一生相爱相杀的好友、政敌、对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4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很铁，两人本有同年之谊，入仕后又同在陕西为官，经常结伴游山玩水，既是驴友，又是知己。此后，熙宁变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章惇坚定地跟在变法领袖王安石鞍前马后，苏轼则始终坚持变法不利于国家。曾经的挚友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友谊的小船自然说翻就翻。不过，苏轼吃了官司，章惇同样不会袖手旁观。参知政事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章惇这时就很不爽，他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神宗表示赞同：“诗人的词作而已，不要这么深究。”宋神宗王珪诬陷苏轼的尝试基本告吹，退朝后，章惇跟在王珪身后继续理论：“你是不是想把苏轼全家都整死啊！内心为何如此歹毒！”章惇素来以暴脾气著称，又是个不要命的主，惹恼了他指不定会被暴打一顿，王珪心虚，赶紧打马虎眼：“章兄误会了误会了，这些都是舒亶此前说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复述一遍而已哈。”章惇见王珪推卸责任，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让你吃你吃吗！我都替你丢人！”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他给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把敢说话的文人抓起来，就不怕后世骂你不能容才吗？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苏轼回翰林院图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救了苏轼的并非特指个人，而是天地的正气和文人的胸怀。否则，苏轼必死无疑。谁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与苏轼政见不和、理想不同的变法派。这是北宋文人应有的风骨，我可以在得势时打压你，失势时吐槽你，却绝不会无中生有、置你于死地。这股浩然正气和文人坦荡的胸怀，才更值得后世借鉴与铭记。后人对苏轼的评价也会非常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