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赏读《上人书》( 二 ) |上人书|居之安|柳宗元|韩子

[6]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容，修饰，形式。指文章要以适用为本，语言艺术形式是次要的，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
[7]执事：参见王安石《与祖择之书》，这里执事当指祖无择。
【讲疏】
首先，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文学的功利价值观，即“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文者，礼教治政云尔” 。也就是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功用价值。其为政最终的落脚点是“为民” ，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孟子最得“作文之本意” ，本文中虽未明言，但实指孟子的“民本”思想。《答祖择之书》对此有进一步的阐发，即“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 。其次，在文和用，也即文辞和实用的关系上，他认为实用为本，文辞为末，二者是孰先孰后的主次关系。 “有补于世”也就是要“适用” ，也即“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 。所以，他反对韩愈、柳宗元“语人以文” ， “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 ，认为“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他讥讽韩愈提倡语言创新却无补于世的文学观，即“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当然，这并不公正全面。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辞之刻镂绘画及巧且华的容饰审美特征，即“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只不过是二者有先后主次而已。最后，与前二点相关，王安石还谈到了立言不朽即“书诸策而传之人”的问题。他认为圣人作文之本意是“文者，礼教治政云尔” 。书之策，传之人，是为政，最终是为民。其本末先后关系，《与祖择之书》中亦反复强调：“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
【关键词解读】
有补于世
在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关于文学价值功用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点之一，从先秦到近代贯穿终始。而王安石“有补于世”的观点则是其中最简明也最屡屡被引用的经典批评范畴术语。从先秦两汉的“诗言志”“兴观群怨”“教化箴谏”“移风易俗”“美刺讽谕”“劝善惩恶”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国不朽”“兴废治乱”“文以明道”“文以载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再到宋元明清近代的“施之于事”“弃百事不关于心”“有补于世”“有补于国”“有为而作”“警时鼓众”“真诗史也”“感国变、伤种族、哀生民”“改良群治”“小说新民”“熏浸刺提”“小说救国”“运动社会”“鼓吹风潮”“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等等（参见敏泽、党圣元著《文学价值论》），虽说法不同，但均可要之以“有补于世”一语。其最直接的源头可上溯东汉王充的“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而影响后世则直达顾炎武所说的“文需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
【相关知识链接】
同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代表，由于推行新学和新法的思想政治背景，王安石的文学思想与柳开、欧阳修等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在对于西昆体诗文的态度上王安石与石介、欧阳修一样，给予了更严历的打击。如《张刑部诗序》云：“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 ”《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 ”亦着眼于杨、刘等“弗顾于事”和不能“济用”之缺陷，是他“适用为本”观点的反映。其次，在对韩愈、柳宗元古文的评价上，柳开、王禹偁、石介、欧阳修都极力推尊，甚或顶礼膜拜，王安石则从适用为本的角度，认为二者虽卓然望圣人于百千年中，但诸如《答李翊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尝语人以文”者，认为也是“徒语人以其辞耳” ，不能“有补于世” ，而指责韩愈“力去陈言夸未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亦同此意。这与其提倡新学，敢于颠覆指摘传统儒家思想，如批判《春秋》为“断烂朝报”有一定关系。当然，他对韩愈还是很崇敬的，如曾编选《四家诗》就包括杜甫、欧阳修、韩愈和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