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诺奖得主索尔·贝娄：警惕技术乐观论，警惕作家被学院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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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首先是智者，其次是作家，最后才是犹太裔美国作家。
我们不必太关注其犹太身份，那只是一个很小的“取景”，框不住他的思想风景。他的自白也如此说明：“我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我相信如果被描述为‘犹太作家’，我会被转到别的轨道上去。我认为分类的戏码是一种排他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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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1915-2005）美国犹太裔作家，唯一一位凭借《奥吉·马奇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1975年，凭借小说《洪堡的礼物》获得普利策奖；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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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的鉴赏论
批评，作为叙事的方法，是贝娄所擅长的。他的散文集《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正如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是叙事性批评的典范。他在自我纪事中发现评论、描述与理论阐释的新可能。这极困难，包含都市文明观察，政治文化评论，与作家的交往回忆，同时还有一套系统的文学观。贝娄也许像是本雅明、威尔逊加海明威的组合。他对纽约精神生活的挽歌式述略，也许只有《流动的盛宴》可比拟。“纽约有吟诵自由体的诗人、践行自由性爱的恋人和优雅的酒鬼，还有富裕的傻瓜和怪人，它的一众艺术家和革命家都令年轻一代深深着迷”。
原本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天堂，逐步沦为轻浮焦虑的商业中心，专门盛产“宣传型知识分子”的庸俗工厂。“但它没有独立、原创的知识生活。它提供不了心灵的平静，也没给艺术家们提供什么智力活动的空间。”甚至，这也指代了空虚匮乏的“美国性”——维系繁荣幻象，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回声营销者”。文化工业对艺术家的全面洗刷，使贝娄沮丧。作家将印象式批评、肖像式勾勒与记忆叙事完美融合。“我以前从未见过神一样的马尔罗”，“埃德蒙·威尔逊，则没那么冒犯人，他只是没缴上自己的所得税”，“福克纳身材不高但长得非常好看……他很英俊，出奇地镇定。他的演讲满是讽刺”。又如他对君特·格拉斯的反感，对错失与托洛茨基会面的遗憾，帧帧画面，令人过目不忘。看到这位导师头上的流血绷带，他说碘酒干了，流痕如彩虹。天晓得这妙笔，是出于悲伤，理智还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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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作者：（美）索尔·贝娄，译者：李纯一索马里，版本：99读书人｜
散文集呈现一位作家对评论家的僭越，造就了以创作论为中心，“以我为主”的鉴赏论。贝娄的评论，带有文化研究的兴趣。即使书评，讲演访谈，也透露出对文化记忆、时代症候的焦灼关切。于他而言，文学评论乃是对文化世代的具体管窥。不同世代塑造作家不同的心灵模式，表面看这是写法问题，实质则归于不同时代的技术问题。正如福柯提出“认识型”变更，贝娄也发现了技术-前技术时代，作家们的思维更迭。“19世纪的作家不喜欢甚至恐惧科学技术……他们将机械能源、工业产业和大规模生产，同感受、激情、‘真正的工作’、匠心和做工考究的东西对立起来。他们在大自然中寻求慰藉，专注于精神领域。”
这种观念催生出浪漫观和原始型（偏爱野性与异域）艺术。仿佛技术时代的进步观、实证型与机械论，完全是基于对它的反叛。贝娄直言这种二元论的致命性，前者生产出大量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后者则以实证科学、理性标准将文学拖入泥沼。“这种进步让艺术同宗教一样变得过时。”于是，小说中笨拙的拼接出现了，“嗑药的高贵野蛮人，在被核设施截断的水域里捕鱼的原始人，他们漂亮又神秘。”虽然这是一句揶揄，却预见出当下故事的类型学:技术在野蛮的异域施展，科学总在非理性的土壤中。后现代醉心的戏仿拼贴，全在这个逻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