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政$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

【读书者说】
作者：王家葵（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鲜成（成都中医药大学学士）
传统中国医学史几乎都由医学专业人士撰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现代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为主要目的，所以他们的成果往往只在医学圈内流传，不为主流的历史学家重视，更不用说走进大众视野了。
因为专业局限，科学史的写作确非“行外”人士所能轻易染指，缺少医学训练的学者很难准确把握疾病的预后转归，深切讨论医学思想的变化发展，判断医疗方式在临床表现上的优劣，于是留下一些不着边际的隔靴之论；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医史家则抱守医学的“一亩三分”，不善于把医学事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体察，看不见医学之外因素如何影响医学，甚至弄不清决定医学走势的真正原因。就此意义而言，二者结合应该大有用武之地。于赓哲教授致力于此，《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以及新著《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皆是中古医学史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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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于赓哲著
中华书局
回溯真实的医学、医疗面貌
【医政$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于赓哲认为，分清文献之“自我视角”与“他者视角”是解读医疗文献的关键之一。如果把“自我视角”理解成医者对自身角色的塑造与建构的话，“他者视角”则指在其他角色眼中医者与医学的形象。研究者以此进行医学文本分析，就不会局限于文本的医学内容本身，而能透视文本撰写者的立场和动机，回溯接近真实的医学、医疗面貌。
循此思路审视中古医学生态，于赓哲的几本著作新见迭出。他在书中提出，中古时期的官方、民间医学的区分，本质上是人为制造的问题；文本话语权所代表的官方医学不仅没有成为“主流”，甚至未必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医学”。据于赓哲观察，民间医学始终是主流，而官方居于被动从属地位，这其实是对“官方医学即意味着时代的主流，民间医学仅仅是附庸”观点的一次革命。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第二章“由天圣令复原医疾令看唐代官民医学分层”中，于赓哲明确提出，官方医学体系之种种，主要是为了满足医疗行政的需要，并未成为全社会医学的代表。
按照传统医学史家的意见，医学分科是医学发展的必然，于赓哲打破了这一认知。他认为分科的出现不仅不能说明医学进步的特征，反而暴露出古代医学发展中的弊端，即医疗技术保密。医者之间不仅缺少学术交流，而且医学本身也未按照普遍标准分科，教育方式局限为极其单一的师徒、父子制。故于赓哲认为，分科并不是医学发展的需求，仅仅是政府不能统合各种“异端”学说而已。通过对医生地位的分析发现，限制唐代技术官的品秩，实质上是“不将医者归为士人”的歧视。
于赓哲对医学融合的理解，用来解释宋代医学特征非常有力。比如儒医的出现其实是整个政治社会转型的体现。因而我们能观察到，宋代士大夫精英对医学的热爱远远超过以往的时代，在士大夫的唱和之间，医学成为他们重要的交际纽带。医者好儒，儒者好医并不鲜见。在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动的转型时期，医学知识不再成为少数精英的专享，“儒医”既可以是医者的一种标榜，也可以是落魄文人为谋生计而预置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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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