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政$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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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图》（宋）李唐/绘
与疫情相关联的还有第七章“现实或想象，蛊毒与瘴气”。传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瘴气”，乃是晚近医学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于赓哲以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认知分析为中心，分析主流文化圈扩大过程，以及南方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变化和话语转移过程，并延伸到移民、交通、民众心理、医学观念等问题，将“南方瘴气”作为地域偏见对当时人疾病观影响的例证。本书由此展开，结论更加鲜明：“瘴气起自对多种南方地方病的恐惧，在口耳相传中变得越发神秘恐怖，甚至成为南方不开化的象征。但南北方的交融和南方最近一千年的长足开发，以及人们应对疾病能力的增强，使得恐惧感逐渐消退。而现代医学概念对于瘴气这个概念进行了最后的拆分，疾病终于回归疾病，再也不是神秘恐怖的符号了。”
于赓哲老师的研究更让我们认识到，医学知识的来源不只与医学实践相关，社会因素、时代的思想文化皆参与知识建构，因此知识社会学的理念对分析医学知识成为可能。不过，如同科学内史的研究者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医学知识完全还原成医学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毕竟医学内部存在着不随外在影响的“内在逻辑”，这种事实的存在，对医史研究者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如何让现代医学的知识参与到历史解释中来，又要避免辉格史学预设的陷阱；第二，如何理解中医疾病认知的局限性，避免以中医理论解释中医所导致的视野盲点，这对于医史研究者来讲，是对其知识结构、分析能力、理论总结能力的综合考验。
（本文图片均选自《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3日 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