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政$历史学家眼里的医学( 二 )

于赓哲著
中华书局
政府对医学、医政加大支持力度，医药学知识整理尤其突出，其中就包含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于赓哲看来，儒医与局方的出现可以理解为“士大夫医学与平民医学的合流，官方医学与民间医学的契合”。儒医与儒学的全面介入，使中国阶层发生巨大的变化，“局方透过行政力量和印刷技术等技术手段使得官与民，士与医等各种分层得以糅合并且具备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可以理解金元时期医者在创立新观点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局方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立说的标靶中，金元医学家反对局方用药是他们重要的基点。
传统医学史家通常按照断代史的套路，从统治者如何加强统治的角度来解释宋代的医学发展与医政措施，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古历史的研究成果。因此，讨论宋代统治者加强医政措施和支持医学发展，多拘囿于强调统治者意志或儒家哲学的影响，这固然具有解释力，但却经不起追问，既然是加强统治的需要，可为什么在宋之前又没有表现出相同的医学、医政形态呢？很明显的现象是，宋代的医政措施几乎覆盖到县，医学文献整理、医学人才教育皆前所未有。通过于赓哲的启发，很容易发现，加强医政措施，仅仅是统治者为顺应阶层打破后的新格局，所做的统治技术性调整，换言之，即出于统治术的理由，将大量的散落民间，知医懂医的社会精英纳入体制中来。
于赓哲在《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前三章中通过医学、医者分层考察，重新表述其对中古医史的想法，后面数章中则体现专题研究的特色，即在熟悉的材料中，得出耳目一新的结论。他注意到，患者才是医患关系的主导方面，因为古代医生无法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故高度依赖市场，富裕和权贵阶层自然成为医生的首选服务对象。于是医生宁愿放弃医学原则，去迎合病人的要求；因为缺乏独立性，医学失去进步的动力。

文章插图

清代《晚笑堂画传》中的卢照邻像。
从针灸流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北宋以前针法在民间的普及程度一直在灸法之下。于赓哲从技术角度分析认为，灸法简单粗犷，易于操作，材料廉价易得，故在民间流行度高；针法操作复杂，学习的困难程度远超灸法，实际使用并不广泛。但从文献获得的信息恰好相反，真实的原因是针法被官方医学予以特别之注意，记录者也乐于以夸张的笔墨，描述针法创造的种种“神迹”，灸法则因为平淡无奇，遂被记录者搁置一边。此外，在韩城盘乐村宋墓壁画的分析中，于赓哲讨论了《太平圣惠方》与宋代社会思想中医学文本化的倾向，回应了他之前对宋代医学与阶层糅合的假设。这些案例尽管不属于传统医学史的分析，确为我们理解古代的疾病、治疗方法开启了一条可以操作的新路径。
医疗史与大众息息相关
于赓哲的新书《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其实是《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两书学术观点的科普版。为了增强可读性，抛开细密的论证，重新展现细节，归纳特征，其中既包含了大众关注的议题，比如传染病与公共卫生，又讨论了吸引大众趣味的医史问题，上至皇帝的疾病隐私，古代文化政治精英的死亡谜题，古代御医的生存境遇，下至医骗、医托的阴谋手段。从毒药到古代外科手术，兼顾学术性与趣味性，医疗史不光是学院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可以与大众息息相关。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全书十二章，如引言所说，“历史上每次大疫病都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巨变”，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中国古代应对瘟疫的办法”作为开篇章节，既是题中之应有，也是对至今仍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下的读者阅读心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