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周文王九十七岁寿终正寝别被《史记》等史书给骗了，他死得很惨(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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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死了十一年，尸首都没有安葬，根本就不合理嘛。武王极有可能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如果按这个时间点来推算，该年康叔封、厓季载十五岁，再往回推，他们出生时文王四十八岁，这才勉强说得过去。但问题又来了，如果武王是在文王死后一年，甚至文王死的当年，就出兵伐纣了。那他的表现为什么这么急呢？而且连父亲的尸首都来不及安葬？有人猜测，文王的尸首被毁，并且不在武王那里，所以没法安葬。这个猜测相当靠谱。《无逸》篇里面记载：周公曾悄悄对年幼的成王说：“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个“惟中身”，之前人们理解为文王在中年受天命。但往细里推敲，应该是说文王中途殒身，以至于仅仅享国五十年。武王之所“父死不葬”就急吼吼地兴兵伐纣，可不就是急于为父报仇吗？《楚辞·天问》里因此而慨叹说：“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也就是说，文王如果是享尽天年，寿终正寝的话，武王就绝不会不埋葬父尸，而如此急匆匆地兴师伐纣。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武王祭祀了上天主兵的毕星后，将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他“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不用多说，把文王的牌位车载于军中，那是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同时，也彰显复仇的决心，以激励士气。后来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皇帝苻坚被羌人姚苌杀害，他的族孙苻登即皇帝位后，就将苻坚的牌位车载于军中，并命令将士在长矛镗甲上都刻上“死休”字样，反复与姚苌展开生死较量。苻登的做法，与武王何其相像！所以，武王伐纣，是专为复仇而来。而且，他伐纣时自称“太子发”，那是由于文王惨遭横死，没有来得及交班。武王伐纣的誓师词，可见于《礼记·坊记》所引《太誓》，里面反复辩说文王无罪，云：“予克纣，非予武，惟联文考无罪；纣克予，非联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说：我若战胜纣王，并非我武功强大，只因亡父无罪；纣王若战胜了我，并非亡父有罪，只说明我无能。看这段誓词，很有几分努尔哈赤进攻明朝时所发布的“七大恨”的气味，如果文王不是惨死在纣王之手的话，真说不通了。有了这个前提，我们看《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武王克殷成功后，他所实施的“亲自向纣王尸体射三箭”、“用轻吕剑击纣王的尸身”、“用黄色大斧斩下纣王的头颅”这一系列行动，我们才不会感到突兀。要不，武王自称仁义之师，以有道伐无道，他在取得天下后，难道不应该宽宥对手？以向天下彰显仁德？孟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但对比一下过去的汤克夏，仅仅是放逐了夏桀而己。而武王却把已经死去的纣王碎尸枭首，若不是有夺妻之恨，就是有杀父之仇。那么，纣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处死文王的呢？应该就是在把文王囚禁地羑里时下的毒手。这里有一个问题：文王是怎么被纣王囚禁的呢？要知道，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外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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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的控制力仅限于王畿；附属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文王是一方诸侯，哪能像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那样，要你来你就得来，要你死你就得死？所以，纣王必定是经过了一番血战，才囚禁到文王的。而我们也知道，战争是需要成本的。纣王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要付出这巨大的战争成本去擒捉文王呢？《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说纣王是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史记·卷三·殷本纪第四》里说的更扯：纣王重刑辟，有砲格之法。西伯闻之流涕叹息。这两种说法都不大着调。倒是郑注《尚书》引《大传》说得有点道理：“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即文王积极开疆拓土不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后，而是在“被囚于羑里”之前，他攻伐犬戎、攻伐密须、攻耆国，连战连捷，严重地威胁到了商朝的统治地位。《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直接一语道破天机：“西伯既耆，纣囚之牖里。”“既耆”，今本《尚书》作“戡黎”。《说文》的解释是：“黎，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从邑声。《商书》：‘西伯戡黎’”。即耆也称“黎”，在现在的山西长治市南，与商地连壤。“西伯既耆”，那是在向商的中心地带进攻了。即是这样，纣王就必须有所反应了。《左昭四年传》中记：“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搜”，可以理解为检阅军队，也可以理解为用兵。这里，应该理解为用兵。即纣王领兵去耆地跟文王干了一仗。文王的势力已延及至东海、江淮一带。纣王与文王干了这一仗，擒捉了文王，东夷人大为不满，发动了叛乱。《左昭十一年传》又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即纣王囚文王之后，又发兵讨伐东夷，导致国内兵力空虚，结果遭遇了武王伐商，国灭身死。一句话：纣王囚文王、殷讨东夷、武王伐纣等一连串事件是紧密相连的。同时，纣王擒获文王后，是不可能放虎归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