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多篇！杨绛《我们仨》：最好的生活状态，释然，淡然，坦然( 二 )

有段时间，钱钟书和杨绛蜗居在年久失修的储藏室里。
房子的外墙裂出大缝，内部空间狭小，他们用铁书架隔出卧室，睡在两张行军床上。
办公的书桌也非常局促，刚好够容纳稿纸和一本书，杨绛只能将翻译所用的大词典摊放在床上。
冬天供暖不足，房间里需要烧蜂窝煤，他们有一回被煤气熏到，差点危及生命。
上级领导多次提出要改善工作和居住环境，都被他们拒绝了。
理由是这里离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室很近，方便借阅书籍，还能跟外文所的年轻人交流学习。
就在这样一间陋室中，钱钟书翻译了毛主席的诗词，完成了《管锥编》初稿，杨绛则翻译了《堂·吉诃德》。
他们也不渴望名声，只专注于做学问。
1990年，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拍成了电视剧，他一夜之间变成了名人。
各界人士都慕名而来，要求一睹他的风采。
夫妻俩并不享受众星捧月的风光，而是苦恼无法安心读书。
杨绛在《我们仨》中感慨：“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净！”
她常常为钱钟书挡客，夫妻俩在满室书香中静静地工作。
他们这一生低调、朴素、淡泊名利，却活得比谁都满足。
正如杨绛自己所说：“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世间浮躁又喧嚣，但越是在复杂的环境中，越要做一个简单而淡然的人。
欲望越多，烦恼就越多，最终困于俗世中挣扎不得。
懂得删繁就简，保持心境平和，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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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间坦然
历经人生坎坷和世事变迁后，“我们仨”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1977年，杨绛、钱钟书和钱瑗搬进了宽敞舒适的三河里寓所。
每天，钱钟书和杨绛在起居室各据一书桌，专注地读书工作。
工作之余，他们会去附近或院子里来回散步。
等钱瑗下班后，他们就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遇到的趣事。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1994年，钱钟书患上膀胱癌、右肾萎缩坏死，身体每况愈下。
次年，钱瑗又被查出了肺癌晚期，手术也无力回天。
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杨绛强忍悲痛，表现得异常坚强。
她白天为丈夫送饭，晚上又去陪伴女儿，在两家医院间来回奔波。
只可惜，她竭尽全力，却依然留不住他们的生命。
1997年，钱瑗撒手人寰；一年后，钱钟书也与世长辞。
本是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却接连遭遇丧女、丧夫的打击，命运对杨绛是何等的残酷。
她没有被凄苦孤寂击垮，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明媚灿烂。
她笔耕不辍，不辞劳苦地翻译了柏拉图的《斐多篇》，写就了《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
她一头扎进书堆，花了13年时间，夜以继日地整理出了钱钟书所有的学术遗稿。
她还注重养生，坚持饮食清淡、锻炼身体、规律生活，以便有精力完成工作。
当外界误以为她很孤独时，她也风趣地回应：
我现在要做的事很多，那么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来做，我现在是“绝代家人”，这个“家”是家庭的“家”，不是“绝代佳人”，我没有后代，我不去做就没人能做了。
坦然接纳双亲的离去，洒脱面对命运的无常，她充实而安然地度过了晚年。
想起作家田维在《花田半亩》中所说：
遗憾是常常的，孤独是常常的，生来是品尝苦味，生来便是看尽无常变幻。
人这一生，像一场无法预料的冒险，有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刻。
用平常心对待无常事，以豁达胸怀包容世间险恶，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