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中音$【音乐人文笔录】文明互鉴与诗乐互惠——谈马勒《大地之歌》的东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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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
一位奥地利的犹太音乐家，面临死神威胁时，偶遇中国唐代的古典诗歌，从中汲取智慧，生发乐思，最终将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灵感融入交响曲的建构肌理中——这不是异想天开的幻景，恰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话说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这位当年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大名鼎鼎的奥匈帝国首席指挥家，在自己职业生涯貌似抵达顶点时，却在1907年夏天遭受人生重创——未满六岁的大女儿玛丽亚罹患白喉不幸夭折……所谓“祸不单行”，偏在此时，医生告知，马勒的心脏已出现严重问题，需格外小心，避免剧烈运动。尚不满五十岁的马勒意识到，自己可能来日不多，死神即在眼前。为舒缓心中悲苦，他翻阅一本经由法语转译的德文版《中国之笛》唐诗集（汉斯·贝特格编译），对其中诗句抒发“人生苦短”的感喟不禁“心有灵犀”。他选取符合自己心意的多首德译唐诗，率性增删，并提笔谱曲：乐史中一部旷世杰作——“歌曲-交响曲”《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也译《尘世之歌》，1908）——就此因缘而起，应运而生。
音乐界一般公认，《大地之歌》是马勒创作的巅峰。纵观乐史，取材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就艺术质量和人文高度而论似无出其右者。如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1924）也是基于“中国故事”，因其中多处引用“茉莉花”的熟悉旋律似别具“中国情调”。但在更有批评眼光的当代国人眼中，这部歌剧故事牵强，人物刻画可信度较低，加之作曲家在病逝前未能完成最后关键戏剧转折的音乐写作，因而这部“未竟之作”尽管知名度很高，音乐处理也极为丰富多彩，但其“字里行间”总难免裹挟着所谓“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如今看来只能算是“有遗憾的杰作”。与之相比，《大地之歌》不仅在艺术上更为精湛和内敛，而且也让中国听众感到更加亲切，更易亲近。
作为作曲家，马勒除早年习作外，一生只写艺术歌曲（五十余首）和交响曲（如计入这部《大地之歌》，共十一部，但“第十”未完成），几乎从不旁骛。《大地之歌》将艺术歌曲和交响曲这两种差别极大、全然不同的体裁进行了前无古人的综合，是为奇笔——它常被看作是马勒创作的“集大成”，可谓合情合理。艺术歌曲原属“沙龙”性的“室内音乐”，篇幅短小，讲究以精微口吻和细致用笔刻画、表达诗歌的韵律意境；而交响曲则属于大庭广众的“公共空间”，擅长纯器乐的“无词”鸿篇巨制，主题乐思的高密度运作和多方位开掘是其题中要义。令人叹服的是，《大地之歌》一方面满足了“艺术歌曲”的本质要求——其六个乐章的接续可被看作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专为男高音和女中音独唱和乐队写作的“艺术歌曲套曲”，另一方面它又具备“交响曲”对大型复杂结构的长气息掌控诉求——使用超大编制的交响乐队，并在七十分钟的漫长音乐旅途中，以毫不松懈的严谨交响逻辑贯通始终。
除“体裁融合”的特殊匠心外，这部别出心裁的“歌曲-交响曲”尤以内容和形式上的中国特征与东方性为人称道。与一般常用“异国情调”（exotic）的表面装饰展示东方想象的诸多西方音乐作品不同，马勒在《大地之歌》中从人性的深处核心入手，经由中国唐代诗句的触动和启发，直面他一生念兹在兹的死亡命题和生命意义问题。虽然此作所选用的唐代诗句经由法、德文转译和马勒自己的增删已“面目全非”，但经过多位中国学者的研究努力，目前学界已基本确准《大地之歌》所依据的唐诗文本归属——李白《悲歌行》（第一乐章“人间饮酒悲歌”，男高音），钱起《效古秋夜长》（第二乐章“秋日孤客”，女中音），李白《宴陶家亭子》（第三乐章“青春”，男高音），李白《采莲曲》（第四乐章“佳人”，女中音），李白《春日醉起言志》（第五乐章“春日醉酒人”，男高音），孟浩然《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送别》（第六乐章“送别”，女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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