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迪恩@美国作家琼·狄迪恩去世，曾用超乎寻常的勇气直面人生重创 | 逝者( 三 ) 寒冬|传统节日|福州新闻网

“与此同时，在圣贝纳迪诺县法院，米勒案开庭了。来了很多人，挨挨挤挤，法院的玻璃门都被挤碎了……大家早上六点就开始排队，女大学生们一整晚都蹲守在法院，带了很多全麦饼干和低糖饮料。”
在最狭隘的层面上，这段描写对案情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我们，它和米勒案息息相关，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痛苦。露西尔·米勒被判有罪后，她忠诚的捍卫者桑迪·斯莱格尔尖叫道，“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而经过长镜头洗礼的我们知道，桑迪说得不全对，但也不全错。上帝狄迪恩仿佛在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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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想之年》，译者：陶泽慧，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
怜悯的最高形式可能是讽刺。这点在《拉斯基同志，美共马列分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不足六页的短文是对主角迈克尔·拉斯基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位信仰马列共产主义的洛杉矶青年的形象。时值1967年，麦卡锡主义的热潮已退去十年，曾在美国盛行的共产主义式微，拉斯基这样的青年已成为少数派。他坚定的热情与实际的影响力形成巨大反差，“五一劳动节他组织的游行只有寥寥十几人参加”。然而狄迪恩喜欢这位患有轻微被害妄想的青年，喜欢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喜欢这种“因为非常尖锐的恐惧而投身于注定失败的极端事业中的人”。
她将这样的欣赏藏在文末工人国际书店发生的一幕。一天结束，拉斯基和几位骨干像“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一般，回顾《人民之声》小报的销售情况。
“西蒙斯先生——同志，总收入是多少？”
“九美元九十一美分。”
“卖了多久？”
“四小时。”
……
“最大捐款额？”
“六十美分。”
“最小？”
“四美分。”
像这样，呈现而不点评，让意义在事实中浮现。这种写法让狄迪恩与读者保持距离，赋予她的文字以“冷感”。与此同时她又极“热”，从不惮于在写作中袒露自我，高度忠实于自己的喜好和趣味。1976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我为什么写作》中，狄迪恩写道，“Why I Write”三个词共享了一个音节，那便是“I”(我）。“我写作，完全是为了弄明白我在想什么，我在注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意义。我想要获得什么，我对什么感到恐惧。”在伯克利读书时，她意识到自己不擅长学院式的思考，“不是思想世界的合法居民”。“我的注意力总是在边缘，我能看见、尝到、摸到什么，比如黄油和灰狗巴士……我只知道我不是什么，我花了好几年才发现我是什么。”
03
《向伯利恒跋涉》为何成为非虚构经典
狄迪恩是擅长描摹外部世界的作家，但最后落于纸上的图景无一不经过她记忆的筛选——归根结底，她凝视和刻画的是自己的心灵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她最好的早期作品留给读者的不是某种洞见，而是某种印象；我们感受到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它在目击者心中留下的烙印。
在名作《向伯利恒跋涉》中，除了开篇“中心再难维系”的笼统慨叹，狄迪恩并没有对加州嬉皮士间蔓延的毒品和暴力问题进行深入挖掘，也没有试图通过采访专家权威，对整个社会体系进行分析。（事实上，她对警察的采访很快就遭到阻挠；她的部分采访对象也对她所代表的媒体怀有戒心。）如她所说，她并不是一个以思考和分析见长的作家，起码在这一阶段还不是。但她对视觉意象的痴迷和信任，恰好为当时的新闻报道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所做的，是跟随这群人参加集会，在他们家聊天，参与观察他们的生活，客观冷静地记下她和他们之间的互动与摩擦，却对自己可能陷入的危险只字不提。她深入参与却高度疏离，将自己作为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