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扇|文艺评论丨《风起洛阳》中引发争议的扇，摇出古代生活的绰约风姿( 四 ) 文徵明|绘画|工笔|水墨|仕女

伴随着团扇与折扇的扇面先后成为文人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及多种绘画尺幅的变化，绘画载体的尺寸与绘画表现的关系也逐渐进入画论体系之中。明代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道：“盖小幅景界最多，大幅则多高远，是以能大者，每每不能小；能小者，每每不能大”，明言绘画的尺幅大小不可同景兼容。至于同为小尺幅绘画表现形式，画家为何选择扇面而不是斗方，一来因为扇面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二来扇面艺术已建立起自身与其他绘画形式有所区隔的审美指标：简笔写意。按照古代的生活习惯，使用扇子依照季节不同而有差别，大致是初夏用折扇，中夏用团扇，盛暑用羽扇，天气凉爽时再改用团扇或折扇。折扇本是“动摇风满怀”的袖中雅物，扇面的艺术性日渐为人们所关注，也是因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品味和才情显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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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蓝瑛《青山红树图》金笺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画扇，大多是书画皆擅，山水、花木、湖石乃至人物均可入扇，卓越的文人画家无一不工，如文徵明、仇英、唐寅、沈周等人。流传后世的扇面画不仅画面精美，且数量繁多，可见其时文人士大夫对折扇之歆羡。明代陆荣在《菽园杂记》中极言折扇因形制小巧，可“卷舒自如”，十分便于随身携带，也适宜即兴创作，扇面的开合更为扇面画营造了渐进式的欣赏效果。正因于此，折扇的流行将扇面画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融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扇子一跃成为文人交游唱酬的社交工具。
艺术史家柯律格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一书中，全面解读了文徵明冠以艺术之名的生活社交，以及覆盖明代宫廷与民间多方交杂的社交关系，将艺术家文徵明放置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角色还原。在明中期“尚物”的主流风气下，文徵明的才情也是毋庸置疑得到艺术史认可的。他将扇面的艺术创作加以创新，偏爱扇面题诗，结合书法与辞章，首创性地让扇面成为了诗词的载体之一。与扇面绘画的不同之处在于，扇面书法的表现尤需经营布局位置。文徵明习惯用“一长一短”的布局方式，行距统一，稀疏有致，使得书法扇面呈现出了一种节奏韵律之感。同时，每个字结字平稳，粗细错落，连笔流畅，笔断意连。只见扇面的章法韵致，便仿佛见其人的温润儒雅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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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寅《玩月图》成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今天，若是到一个有文化底蕴的景点旅游，也不难看到“现场扇面题名”或“现场画扇面”的场景。摊主多是一位手摇折扇、以不羁文人形象示人的男子。游客上前报自己的姓名，他略做思索，大笔一挥，以游客的姓名做藏头诗，洋洋洒洒便在纸扇上写就。但若论此扇价格几钱，则不仅是作诗与写字的价，还得看扇子的材质、做工和品质，有不同的价位可供选择——这也是源于古代的旧规。明代永乐至清朝的书画行规大抵是：扇面一尺作两尺，泥金加倍，大青绿则再加倍。在此时期，抛开文人雅士的阶层，当折扇进入市民生活，所承载的生活流行基调则发生了转向。红金扇、乌油描金扇、红戏画扇等都是民间制扇手艺中的精品，苏州的水磨玉骨扇更是上等佳品。水磨玉骨扇采用“老矾面”工艺，配洒金、仿古等扇面，以适应水墨作画。扇骨则用浙湘两地的冬季毛竹，纹理纤细而色泽沉厚。柄部的造型更是多样，有燕尾、葫芦、玉兰等一百二十多种。水磨扇骨还可能附有雕刻与镶嵌，钉眼多用水牛角。民间不多接触儒雅之士，因此多靠奇技巧艺与珍贵材料彰显自身地位的不同。同时，扇面绘画也转向为符合民间大众喜好的题材，如吉祥主题、艳丽山水、工笔仕女等。到了清代同治年间，甚至出现了南北的扇面画风景差异，南边多绘西湖景致，北方多用津西杨柳青，与现代南北地区旅游景点所卖商品的差异类似，别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