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文学创作中的恐洋崇洋现象

经之纬度||作者：陆秀雅
对于自己的户口本，我从没有仔细查阅过上面所写的内容。前段时间，因为办一件事必须拿上户口本，出于好奇我翻看了一下，发现职业一栏上居然填写着“编剧”。
在意外与不意外间，我感到沮丧，不由自嘲地苦涩一笑。心想，这么多年来，曾有多次试着摆脱写作这个职业，原来却是早已命中注定。如果说，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一直在迫使我只能重操旧业，这户口本大概就是我的紧箍咒。
事实也正是如此，我的第一个职业却成了终生职业。人生已经过半百的我，几乎一直在靠写作讨生活的。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像我这样一个普罗大众，有时候是吃饭比尊严更重要，你可能不服气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可你要是挣不到多少钱，差不多会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弃笔从商，差不多有十来年时间，企图摆脱从事写作职业的清苦生活，可是，最后的命运还是不得不折回原路，靠码文字为生。这尽管很悲哀，却是选择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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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6年从部队退役回地方到专业剧团充当了编剧，这户口本也即是那个时候登记入户的。由此算起来，从事文学创作已有三十多年，但是，我不敢说自己是个文人。在我认为，有着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文化积淀的人，那才称得上是文人。因此，自己不过是个不尴不尬的这一行的从业者而已。
虽然有些不尴不尬，却是彻头彻头尾的实践者，因此，有时也很想扯谈一下文学创作上的事情。
创作谈，可以这样说，在各有千秋的同时，也是眼花缭乱的，而我只想扯谈一下感触比较深的，也即是文学的思想性这个话题。
1991年的时候，我创作过一个大型文学剧本《血泪春秋》，同年发表在省《戏文》杂志上。内容描述春秋时期，郑武公为了图霸，不惜牺牲亲生女儿，施展姻亲之计，灭掉胡国。郑国吞并胡国事件，也就摧毁了四百余年周王朝的最高权力和威望，从而也让中国历史进入史称的“春秋时代”。这个历史题材大戏，当时也获得了省戏剧文学奖。
今年岁末，我曾工作过的剧团筹划着将《血泪春秋》重新搬上舞台，一边申报国家艺术基金舞台创作项目，一边聘请了外地的国家一级导演。文学剧本搬上舞台，需要导演进行二度创作。这期间，已经离开剧团20多年的我并不了解这个事，而那位国家一级导演拿到文学剧本后，根据题材与内涵判断，认为起码是个近六十岁的人创作的，现在时过30年了，作者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原创作者，导演只好自个儿花精力策划导演本，后来获知我还活着，也就联系上了我。
在一起讨论二度创作细节的时候，就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我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作家诗人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守望者，任何时代，都得真诚地表达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以及追求和关切。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都有所不同，或者说是局限性，因此，也就认为，能做到怀有悲悯情怀而为人性服务，才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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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讳言，即便在当下，我们的一些作者，或者说是作家诗人，只要谈及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并不是从自身的人生体验或者说社会现实生活觉悟出发，张口全是西方现代派、后西方现代派大师的人名与著作，有英语基础的，那就中英文掺杂着说，或许以为这样更洋气一些。也许是为了让那些舶来品本土化，也就制造出一些让人听起来莫名其妙的名词。有时候，我就想不大明白，有创意，有见地，为什么就不能接地气一些。一般来说，只有底气不足，才会闪烁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