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巴蜀学术研究|品读|谢天开:《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承继启新的跨界研究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品读|谢天开:《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承继启新的跨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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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天开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彭华教授的蜀学研究新著 , 主要特色为承接蜀学成果 , 跨界研究蜀学 , 梳理“民国”蜀学 , 多有蜀学新论 。
蜀学素来以文史见长 , 其在哲学上是既有“深玄之风” , 又为“玄而不虚”;其在史学上既有“文献之传” , 又是“通观明变”;其在文学上既有“表仪一时” , 又为“领引风气” 。
彭华教授认为 , 蜀学应以文史哲 , 或经史子集进行考查 。 因此在新著中 , 将“巴蜀学术”的要义界定为三:一是“巴蜀之人“的学术;二是“巴蜀之地”的学术;三是与“巴蜀之学”的相关学术 , 既以“巴蜀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 。 在方法是述与论结合 , 并且述多与论 。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是承继启新 , 所考察的中心时段为1912年-1949年 , 然而“没有晚清 , 何来五四” , 在新著中又出于考察的必要与写作的需要 , 又“有时上溯至晚清时 , 有时下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 因此 , 从时段的设置 , 可以窥探出著者承继启新的学术态度 , 既有恪守 , 亦有逾越 。
新著的承继启新 , 主要表现在著者对于蜀学研究多年以来深植深耕 , 兴趣盎然 。 如曾有对蜀学综合梳理的专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又有对“民国”蜀学领军人物的《一代名流谢无量——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与蜀学因缘》《贺麟与蜀学——关于现代蜀学的梳理与思考》等专论;还有“民国”学术大家对蜀学影响的考察 , 如《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王国维与巴蜀学人》的研究 。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正是著者在自己的扎实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 而系统地探究“民国”时期蜀学存在状况与特征 。 另外 , 著者亦精当地借鉴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 如刘复生等合著的《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党跃武编纂的四川大学校史文化系列、岱峻的《发现李庄》等等 。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承继启新 , 还有表现在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上 , 既推陈传统领域 , 又着重出新了“民国”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学术时风 。 在“第一章旧学与新知:由近代转型到走向繁荣” , 在呈现“学科与成果”时 , 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 , 有近代四川研究小学的学人 , “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受张之洞影响的尊经书院学子群体 , 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张森楷、刘光谟等;二是受章黄学派影响的学人群体 , 如赵少咸、李植、殷孟伦等;三是本土自产的学人群体 , 如向楚等 。 ”
又如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 , 著者主要梳理出郭沫若的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研究 , 并评论道:“郭沫若虽然因治学善变而不免为人所诟 。 但他关于卜辞、铭文的考释 , 却‘为有关专家所推许’ 。 ”这样的评价可谓是中允的 。
在文字改革方面 , 有从1933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吴玉章始终把提倡汉字改革与普及大众文化和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 , 致力于提高文字在劳动群众中的交际和表达作用 。 以此可以见出蜀中学人对于汉字改革的全国性的贡献与影响 。
在四川方言研究方面 ,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慎仪的《蜀方言》 , 至1930年唐枢的《蜀籁》 , 再到1947徐德庵的《蜀语札记》 , 最后是杨时逢1949年后的《成都音系略记》《四川李庄方言略记》《四川方言声调分布》《四川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的语汇》《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专著专论 , 此外还有唐幼峰的《重庆方言》、赵熙总纂的《荣县志》与向楚总纂的《巴县志》里关于四川方言的考察与论述 。 如此梳理出“民国”时期巴蜀学术对于四川方言研究的清晰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