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巴蜀学术研究|品读｜谢天开：《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承继启新的跨界研究( 二 ) |谢天开|蜀学

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方面，四川蓬安人藏学家张怡荪从1928年“萌发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 ，于1985年《藏汉大辞典》终于出版，被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论为“在各方面都超过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 。
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著者提纲挈领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巴蜀史学，大致可以一分三：一是固守传派的旧派，注重史料的收集，史志的编纂、史书的校勘、方志的修纂等，以宋育仁、张森楷、向楚等人为代表；二是吸纳西学（新学）的新派，以新的理论与观点审视中国历史，以新的方法与手段研究历史文化，以郭沫若为典型代表；三是熔铸新旧、会通中西的融会派，以蒙文通为典型代表。 ”并以四个人为例，做了论述。如此可以看到著者是将“民国”时期的巴蜀学术的史学研究的考查，置于“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进行分析研究的。
最后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从由经学而哲学的廖平与吴虞，到中国哲学研究的谢无量与郭沫若，再至现代儒学新家贺麟与唐君毅；对“民国”时期四川学界对西方哲学研究是从1930年前后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四川叙永人、中国现代专门研究黑格尔的先驱张颐，接着是四川金堂人贺麟，还有就是四川潼南人杨一之，他们三位川籍学人都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后，所得出的结论为：“回顾历史，巴蜀文化，巴蜀学术曾经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汉魏时期，第二次是两宋时期，第三次是晚清‘民国’时期。其中，第三次高峰离我们最近，更具有现代性，也值得继承与弘扬。 ”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跨界研究，主要是以史学为根柢的学科跨界研究。著者在引言部分就开宗明义道：“总体看来，影响‘民国’巴蜀学术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晚清以来的‘新学’与‘西学’ ，由此刺激了‘旧学’ ，也启发了‘国学’；二是‘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四川地方政局的变动对巴蜀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的战争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内迁尤其是高等院校与文化机构的内迁，直接助力于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
“民国”短祚，然而文化纷繁。国家文化处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巴蜀学术异常创发。如同学者李学勤所言：“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当时迁移的重心，我认为，一个是‘湘学’ ，一个是‘蜀学’ 。 ‘湘学’与‘蜀学’是在那时新形势下形成的人文学术的两个中心。 ”
面对如此纷繁的“民国”时期巴蜀学术的文化现象，著者在梳理时学科跨界， “就学科而言，本书所涉及学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少量的文字旁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理、工、农、医等 ) 。 ”
最为明显的是《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体例，也是一种跨界的表现，采纳的是目前学界广泛流行的“新章节体” ，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经传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学案体” ，可谓博采众长，要言不繁。为了正文的流畅，同时为了减少枝蔓，著者还借鉴了《史记》的“互见法” 。
为让时间上的眉目清晰，著者还借鉴《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的长处，特意制作了一份历史事件与学术现象互呈的“民国巴蜀学术编年”附后，不仅梳理了国家历史下的“民国”巴蜀学术的脉络线索，亦为后来的学者查阅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