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作为一种方法的史景迁蒲松龄|中国皇帝|故事|王氏|作

文章图片

庄秋水/文
一
2005年冬，我逛到香港铜锣湾一家狭小的二楼书店，在密密麻麻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了《妇人王氏之死》，读完译者序和作者前言，就决定买下来。 261页的书，定价260元（港币），打折后也要87元。那时内地同样厚薄的书，只要十几块。后来我才知道，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这一年，他还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但在翻开那本书的时刻，我确实对作者一无所知，完全是被这个奇妙的故事迷住了。
伴随着首次到香港的新奇感，我很快读完了这本书。
王氏的尸体整夜都躺在雪堆里，当她被人发现时，看起来就像活人一样：因为酷寒在她死去的脸颊上，保留住一份鲜活的颜色。
故事的结尾犹如一部电影画面的定格，深深拓印在我的脑子里。穿着软底红棉睡鞋的妇人王氏，我并不陌生。哪怕三百多年过去了，北方的乡下，一个女性所面临的根本性的境遇，似乎改变也极小。
《王氏之死》是史景迁最知名的作品之一，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一部。他曾经说过自己写这部作品的缘由。在1960年代末，他正在写关于康熙的著作。 17世纪下半叶，康熙作为中国皇帝，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他很想知道，相对于那位高居龙椅之上的万民之主，那些生活在底层、在贫困和灾难面前不堪一击的普通农民，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史景迁在英国剑桥图书馆中看到复印本《郯城县志》。在翻阅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没有名字的女性故事，她被无情杀害，但没有更多的细节。最终，他依靠一部县志、一份官僚回忆录和作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构建了一个充斥着灾难、盗匪、刑案的底层社会，即便如此，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民众，也不乏自己卑微的梦想。
多年来，人们执着于评判史景迁如何在历史与文学的边界移动。这自然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在《王氏之死》这个案例中，最终吸引我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和变换的视角。在后来阅读他的其他作品时，这也是他显著的特色。
他想知道同一时代，一位皇帝和一个乡下妇女的内心，如何与他们的生活互相塑造；他也关心在皇权游戏里，原本处于对立立场的两方，怎样“合谋”创造一段历史。在他的写作中，最核心的问题永远是人如何生存，他视之为“历史的本质” 。故而他的问题意识指向的是立体化的过去，用他自己的话说， “最具挑战性的是如何保持故事的平衡性” 。 20世纪后半叶以来盛行的主义、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各种文化批判都消隐不见。
比如他在《王氏之死》里使用了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的作品。蒲的故事里，是流浪汉、街头小贩、变戏法的、学道者这些在社会上处于底层的民众，他为他们编织奇异的梦幻经历。史景迁认为，蒲松龄是那个时代一些中国人的声音，他的小说里也充斥着暴力，他把这些嵌入到自己的故事里，使用近似蒙太奇的手法，为缺乏细节的的谋杀故事，增添了一个重要的内部视角。王氏女由此获得了“金身” ，从一位沉默的自然的人，成为了被记住的“历史的人” 。
史景迁相信他的故事自有其力量：“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必须承认，他建立了一种历史写作的新范式。那就是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生命存在感受，诸如好奇、焦虑、困惑，喜悦等，刻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再以繁密的细节编织精巧的场景，辅之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在遗存下来的历史材料之间织成故事，偶尔有一些跳跃，两端也是史实的基柱；故事的前景和背景，裁剪得当，都融化于叙述之中；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而非观点，存在于脚注里，或者干脆隐藏不见。毕竟，说《王氏之死》是一部女性主义历史著作，也未尝不可，但他并没有在书中提到一句当时正盛行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