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作为一种方法的史景迁( 三 ) 蒲松龄|中国皇帝|故事|王氏|作

我认为，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正是中国传统纪传和英国叙事的一个结合体。他重新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人，在结构中的人，他不是孤立无援的存在，也非决定乾坤的神，也不是被抽掉血肉的名词，是生活在社会文化中的人。由此，他的写作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特质，是一种方法论。用史景迁自己的话说：“我们可以用任何现存的方法来讲故事。没有任何理由能表明你不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治人物的动机。你可以假设这个政治人物受到某种理论和事件的影响，或者他在年轻时经历了某些重要事件，比如他们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被杀害。这恰恰正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也是数千年来人生活的方式。 ”
三
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这样才能在非线性因果的历史材料之间建立联系，也才能在叙述中细致动人。但他必须掌控自己的想象，将其限制在发现的材料上。史景迁写张岱的那本书中，灯笼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而且灵感来源于张岱的回忆。《陶庵梦忆》中，张岱说，他小时候被家里的仆人扛在肩膀上看灯笼；在他的记忆中，记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灯笼的光芒。史景迁被诟病的地方，在于他有时会不受自己的控制，任凭想象力狼奔，构筑另一时空下的场景。这也不难理解，一个人掌握了一项精妙的技能，要忍住不用，绝对是对人性的考验。
我认为，没有比《王氏之死》这部奇妙的作品更能体现出史景迁在历史写作上的天赋，那是一种纯粹理性分析不能企及的高度。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学家的“直觉力”或者“悟性” 。当他看着平凡无奇的材料时，脑子里已经有了画面，心灵上也与过去有了连接，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元宇宙” 。他描述自己寻找故事的经验：“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隐藏在阅读的历史中的故事，就好像是那些历史都在等待着被发掘出来的感觉。 ”在《王氏之死》前言中，他使用的词是“召唤” ，就好像用魔法召唤神龙。一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是《王氏之死》前言的最后一段。那段话里，他带着一丝怅惘，描绘了发现这个故事带给他心灵上的撞击。
我感受到了这种撞击。在读过《王氏之死》一年后，我在一家报纸的书评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史景迁的历史侦察学》的书评，应该属于较早在公众媒体上推荐他著作的文章之一。我说他“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 ，正是被他对历史的这种连接感深深打动。进入角色内部的写作，让这个情境自己生出对问题要害的理解和表达，用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环境。我认为，这正是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写作为何能在海外风靡的深层原因。毕竟他笔下的大部分历史人物，对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而言，可以说毫无意义。
在另一位历史学家卢汉超和他的访谈中，史景迁无比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目标：
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我希望激发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
他很清醒地看待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与冲击力，反而中文世界关于他的许多争论显得意义甚小。
魏斐德认为史景迁作品中最精彩的是写洪秀全一书的最后一幕：兵营内外，忙碌的西方商船以及凝视夜光与聆听信号的士兵，作者将自己的视角融入了条约口岸和战场的广角镜头之中，那是一种介于虚构和事实之间的多重性张力。在我眼中，最精彩之处，除了《王氏之死》的结尾，是几百年后，写《皇帝与秀才》的作者回到历史现场，最真切地抵达曾经当年于安仁大路旁翘首远望的小小私塾。我觉得，那是理解力的源头，历史的本质由此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