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津门驿站话短长渔阳|天津|驿站|奉新|静海|津门

我国古代通信源远流长。孔子一句“置邮而传命” ，让人们记住了“邮” 。《说文解字》称：“邮，境上行书舍。从邑垂，垂，边也。 ”“邮”字的最初意思为表示道路疆界的庐舍，引申为边陲地区“传宣政令，飞报军情”的房屋。 “邮”字出现前后，类似的字眼有很多，如：徒（徒步送信）、传（以车代步传递）、遽（快传）、驲（急行传车）、驿（骑马送信）、置（驿传之所）等。秦代通信在统一称作“邮”的同时， “亭”（邮亭）开始出现。汉代“驿”字大量涌现。魏晋时“邮”“驿”并称，唐代称“驿”为“馆”“驿馆” 。宋代出现“急递铺” ，元代称“站赤”（蒙语“驿传”的译音），明代改“站赤”为“驿” ，清代称“邮驿”“邮传”“驿站”等。就天津而言，独特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等等环境中的驿站，值得说道的地方很多。
驿站格局六加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东临渤海，北枕燕山，因海水退落以及“古黄河三次北徙泥沙冲积而成” 。殷商以前，自然条件尚差，已有先民在此劳作生息。周朝末期，三岔河口已有人群聚集落户。
《史记》记载，召公奭与周天子同姓，姓姬氏。周武王灭纣后，封召公于北燕。作为一个诸侯国，北燕治下地域辽阔，都城设在蓟（今北京附近）。天津北部即为其属地。
蓟县历史悠久。春秋时称无终国，秦代置无终县，隋代改设渔阳县。隋大业以后称玄州、蓟州， 1913年始称蓟县。春秋战国时期，以天津北部无终（今蓟州）一带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延伸的驿道开始出现。元代正式设蓟州驿，为天津地区最早。
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设卫建城。当时，从应天府（今南京）至顺天府（今北京），沿大运河共设置水驿46处。明代程春宇《水驿捷要歌》中， “流河远望奉新步，杨青直沽杨村渡。河西和合归潞河，只隔京师四十路” ，包括了天津地区的流河、奉新、杨青、杨村、河西务等5处。加上蓟州驿（渔阳驿）及公乐驿，总共六大一小7个驿站。一驿过一驿，水驿复马驿，凸显天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地位。
古代驿站，根据规模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三个等级：极冲级、稍冲级（次冲级）和僻递级。前述天津五处水驿和蓟州驿都是“极冲级”的。驿站之下设递铺。递铺虽规模小，服务功能少，但也负有驿站之基本职能。清代，武清县先后设递铺20个，渔阳设14个，杨青5个，静海4个。宝坻、宁河当年没有驿站只设铺。据康熙《顺天府志》，宝坻境内有总铺、牛家庄铺、崔家庄铺共3个。另据乾隆《宝坻县志》，递铺“现存马八匹、夫四名，共银一百八十四两五丝，遇闰按月加增，知县掌之。 ”据乾隆《宁河县志》，宁河在县城宁河镇设驿铺，额设铺司10名。
蓟州历史悠久，又是军事要塞，渔阳驿见证了战乱年代“驿骑如星流”的紧张繁忙和“数骑渔阳探使回”背后的战争风云。杨青驿在为天津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的同时，还是南北文化交流传播的枢纽之一。杨村驿是天津依托漕运、发展经济的见证。河西驿从无到有，盛极而衰，堪称一部邮驿史缩影。
静海驿途难说“静”
明永乐二年建城后，天津成为北京通往东北、南方的交通必经之地和水运枢纽，驿站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仅在天津地区南部即有流河与奉新两处驿站。
流河水驿，在今河北省青县东北流河镇，永乐二年置，极冲级。流河镇地处大运河卫河西岸，南至乾宁驿60里，北距静海奉新驿70里，是大运河北段天津右卫的重要驿站。据《司册》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该驿站共有水驿夫85名，夫头10名，探听夫2名，买办、送牌夫各1名，共计99名，一年共支银1641.875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