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派|纪念｜“九叶”最后一叶：“寂寞”诗人郑敏( 二 ) 诗歌|诗派|中国|作品|曹辛之

以“九叶诗派”之名再次出发
1956年，郑敏回国，先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英国文学， 1960年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
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接踵而来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历史狂风和时代暴雨。郑敏先是站在局外，冷静地、真诚地看待这一切。随后有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经受考验，虽几经摧折，总还算平平安安地过来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郑敏才又重拾了诗歌。 1979年的某天，曹辛之邀请包括郑敏在内八位40年代诗友到家中会面，商讨出版诗歌合集。这次会面让郑敏十分激动，在汽车里写下《诗啊，我又找到了你！》。
诗歌合集最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为《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包括曹辛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杜运燮、穆旦和袁可嘉， “九叶诗人”“九叶诗派”也是由此而来。
不过，郑敏后来曾多次表示，自己并不认同“九叶诗派”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提法。在她的理解里，这只是几个知识分子正好凑到一块，大家有共同的文学背景，对现代派诗歌有共同的感觉，没有抽象系统的理念和理论，彼此私下也很少联系。
但是文学史有时候并一定与作家个人的初衷或想法重合， “九叶诗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以诗歌流派形式出来的诗群，其内涵和边界恐怕早就超出了当年那次会面。
这一点郑敏也不得不承认：“九叶派”总结了二战后中国新诗的氛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特征，那种“希望和忧虑交织，痛苦和兴奋并存，人类又逃过一劫，但明天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的迷茫。从风格上讲， “九叶派”的诗歌语言已走出早期的口语大白话，开始用文学语言承载他们复杂的现代思想感情。而且“九叶派”把中国和世界搅到一块儿了，它把西方文化思潮带入中国，把艾略特、奥登及德国的里尔克的诗，把后现代气氛引入中国。使得中国新诗走出早期所停留的雪莱般浪漫阶段，在生活上、概念上打破了旧的文雅。中国新诗放弃掉闺秀感情， “九叶”是第一个波澜。
比如， 1980年2月，一些当时写着“朦胧诗”的青年诗人拜访郑敏。这批年轻人读到了“九叶诗派”的诗歌时大吃一惊，说：“我们想做的事， 40年代的诗人已经做了。 ”
自80年代以来，郑敏先后出版了诗集《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郑敏》《郑敏诗集：1979-1999》，且每年都会在《人民文学》或《诗刊》上推出新作。
据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思敬观察，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与同代诗人的不同，她的诗歌充满哲学的沉思和人文的气质。她先是深受冯至影响，又从冯至那延伸到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华兹华斯和里尔克，在新时期她又得以接触德里达等当代西方思潮，对汉语诗歌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其百岁寿诞之时，郑敏曾回忆其一生的脉络，说“自己总是能够把一个东西搞完之后，立刻就看见另一个东西在那” ，这种态度使得她后期的诗歌很好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融哲思于形象，智性和感性兼得，平易中富有内涵。比如晚年所写的《诗人与死》和《最后的诞生》，正是这种诗歌理念下的佳作。
诗人、批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告诉澎湃新闻采访人员，对于郑敏前后时期的创作，有不同，也有承续和发展，而他更加注重其中的关联性。
“郑敏早期诗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寂寞’ ，也就是一种非常沉静、平和、充满哲思化的写作方式，在80年代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得到了延续，是到了一种‘成熟的寂寞’ 。 ”在张桃洲看来， 80年代以后，郑敏的诗歌在延续中进行着深化，更加注重心智上的表达， “越写越好。我觉得，她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创作是她最好的作品，《诗人与死》可以说是其创作的巅峰” ， “想想看，当时她已经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