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道德经》除哲学智慧外，在谋略上和宗教上对中国人也有很大影响

《道德经》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它不但在历史上长期持续发生影响，而且，在现代社会也越来越体现了它的重要价值；它不但代表先秦道家的主要思想观念，而且充分彰显道家文化的独特思想品格，并与儒家一起形成中国古代历史上“儒道互补”的传统精神理念，成了影响中国思想理论的两种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它还以抽象的理论形式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深邃而广博的文化智慧。《道德经》的影响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哲学智慧，主要是道家的思想理论的建立和传播；二是谋略思想方面的影响，包括老子的智术和经过韩非子等人发挥而形成了帝王权谋、法家权术等；三是对于道教的影响，即作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而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民间传播得很广。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他的《道德经》奠定了先秦道家的哲学基本理论老子的思想理论是最早具有哲学理论形态的学术思想，据历史记载，就连老子都曾向老子请教过学问和思想观点。老子曾在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室史时，孔子周游至洛邑，知老子很博学，很有学问，他特意去向老子讨教，而老子的思想对孔子是有较大影响的。后来，老子看到了时局开始变乱，他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被守关的官员留下来，请求他将其思想著成书，于是，有了《老子》五千言，或者称《道德经》。《道德经》的第一个理论贡献是创立了道家学说的基本理论。首先，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源于“道”，而“道”是万物实在性本质性的存在。“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是本然的实在，因而，“道”是自在自为的，不依外物而存在，不为外物而存在，它以自己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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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基本观点，认为“道”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基本特性，它是自然而然的，具有永恒性、本原性、实在性。而所谓的“道法自然”并非指“道”要效法另一个自然存在，而是指“道”本身就是自然而然的实在，顺其自然是它的本性，它自己即是自然而然的。再次，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基本观点，强调万物向“道”的回归，并认为事物的对立面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因而，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回归转化的对立范畴。比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特别是强调“有”“无”统一、“有无相生”的道理。在他看来，“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无之本即是“道”，有之展现，即是“一，二，三”，是阴阳、天地人，万物。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先秦最早具有抽象性与系统性相统一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先秦最高的哲学智慧。他的“道法自然”理念成了中国古代最杰出最深刻的哲学理论之一，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深刻的理论命题。《道德经》不仅是哲学典籍，而且也是谋略名著，老子不仅是哲学理论方面是杰出的思想家，而且也是谋略大师，老子的谋略智术是很厉害的，而且，他的智谋理论经过韩非子等人发挥，形成了帝王权谋，并演化为法家权术首先，老子的“道法自然”在政治谋略方面转化为“无为而治”，而这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管理策略。《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提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五十七章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强调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而这里所说的“无为”并非指“不作为”或“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只是手段，而“无不为”才是目的。老子坚持循“道”以治国，而“无为之治”就是“道法自然”的原则在政治管理策略方面的体现。“无为而治”的管理要诀即是依照“道”而行，自然而然，不过多干预，不强压强迫，不以强权压制，不劳民伤财等等。重在因势利导，以“无为”而到达“无不为”。“无为而治”其实也是“以民为本”。老子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即是说：民众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呢？他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势的时候，那么，更大的动乱、祸害就要发生了。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就是主张“与民休息”，即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把民众的向背看作是自己执政的基础；同时，统治者应该自身谨慎，静心寡欲，不扰民，不以势欺民，要让民众能休养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