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火箭|文学评论｜温暖、孤独与生命记忆( 二 ) |抒情时代|温暖|张火箭|范墩子

而杨大鹏从农民变成市民，何尝不是一种逃离？对杨大鹏来讲， “面具”一词有双重内涵。在城市里，杨大鹏戴着面具，但是他骨子里流淌的是乡村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在杨梅面前，他戴着面具，他害怕自己突然出现会让妹妹接受不了他，更害怕妹妹在他生活中的突然闯入会打破生活的平静。基于此，他说道：“我把林丛间的槐花抛撒在郊区的公路上，让槐花的清香去洗涤郊区已经肮脏不堪的胃，香气在郊区的血管里汨汨流淌的时候，郊区才可能恢复以往的天真。 ”槐花是自然的一部分，抛撒槐花为的是澄澈空气，为的是回返纯真。
身在城市里的杨大鹏之孤独，比身在乡村的杨梅更甚。虽久居城市，城市是异乡。想回返乡村，乡村却归不得。其孤独，没有倾诉的对象，连老婆刘娜也说不得。杨大鹏的孤独，还在于他的人生之路与村人不同，与父亲不同。在广州出版的新书销售与口碑俱佳，然而在出版社所在地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我的父亲会躲在人群中的某个角落吗？想到这里，我甚至有些激动。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愚蠢的想法，父亲是坐着绿皮火车来广东打工的，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父亲是没有文化的，父亲的身份是“农民工” ，怎么可能参与文化人的聚会？流露孤独的同时有深深的自责。
生命记忆与想象力并存
《抒情时代》是范墩子非写不可的生命之书。不是别人催着他写，而是内心里有一种声音在推动着他，让他无处遁逃。 “有些记忆是可以忘却的，有些记忆却永远不能丢弃，因为它们承载了个人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 ”
张火箭究竟是谁？骡子究竟是谁？疯疯癫癫的晚来是谁？刘娜是谁？书中的每一个人，也许对应着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也许是生活中几个人的集合体。书中的几个人，也许正是现实中某一个人的分散呈现。这些问题只有范墩子可以回答，尽管有时候也是模糊的，但至少有依稀可寻之面容。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杨梅）是另一个世界的我，我们是统一的个体，并无身份、面貌、性别和地域上的差别。因此，我必须耐心地去叙述有关她的一切，去聆听她的一切，哪怕是她的怪念头和梦话。 ”完整的杨梅不等于现实中的范墩子，她是他安排在乡村、固守着过往一切，聆听着乡村所有声音的另一个自我。
于《抒情时代》中，小说家自如地在现实与梦境之中来回切换，有时候现实仿如梦境，有时候梦境神似现实。那些充满诡谲、奇特的想象，自然而然地镶嵌在乡村的各个角落里，铭刻在少年的视线中与脑海里，而它们的显赫存在丝毫不降低读者的阅读享受。迟子建曾说过：“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地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 ”小说是虚构的，是倚靠想象力支撑起来的。如果没有想象力弥漫、扩张、覆盖于字里行间，现实必然显出瘦骨嶙峋、无聊甚至无趣的一面。现实是小说牢固的地基，若缺乏，则小说骨架再强劲，都有崩塌的可能。即便不崩塌，也可能松散，甚或摇摇欲坠，经不得风雨考验。
《抒情时代》是小说家走向未来的精神驿站。停下来，回望过去歇口气，擦洗一下脸上的尘土，振奋有些下沉的精神。停下来，眺望一下远方，行囊中多了还是少了哪一件物品，取出或添上全凭己心。这是写给村镇的，写给故乡的。那段羊群一直低头吃草、天空中常有云和风、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奶奶总是沉默的乡村岁月，再也回不去了，幸而可以在字里行间显影。写给故乡，归根到底是写给自我。故而，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