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与冯天瑜一起共读《长江文明》，探求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 三 ) 国际友人|南昌市人民政府|梅梅

荆楚文化的渊源，可上溯到上古传说时代的祝融、三苗。从文化形态学分析，它具有中原华夏文化与南部蛮夷文化杂交的鲜明特征。
商末周初，祝融部落的后裔、芈姓荆人的首长鬻熊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其重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在楚蛮之地，立“楚”为国号，荆楚文化由此而得名。春秋战国时代是楚文化的鼎盛期。宏妙的哲思、奇瑰的文学、精美的手工工艺和独特的民俗领异标新，与其他区域文化交相辉映。
秦汉以来，荆楚文化在天下一统的文化交流中得以融合更新，并在东汉末年盛极一时。荆楚处于南北军事要冲，行政体制的地理分割、北方移民的迁入，以及儒释道的相互渗透，荆楚文化呈现多文化大融合的趋势。
随着宋代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荆楚文化加速发展，儒释道进一步融合产生理学，湖湘学派成为理学著名流派。至南宋初年，张栻主管岳藏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使湖湘学派形成规模。原本是荆楚文化一支的湖湘文化由此开始蓬勃发展，其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并在晚清诞生了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中兴之臣，此后还有谭嗣同、陈天华等改革志士，更产生了一大批革命家。荆楚文化（含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代变化中的“长江观”
采访人员：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又作为一道天堑，古来险隔。那么古人是如何认识长江的？对于长江源头的认知经历了哪些阶段？
冯天瑜：人们对长江生态状况的认知有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干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坛，大抵是循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逐渐清晰的。
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江、汉谁为干流的困惑。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如《诗经·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诗经·国风·周南·汉广》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有续论：“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古人对于长江干流才有了初步认识，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
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宋人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往往还不如汉唐。直到明代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章潢在其皇皇巨著——300万字的《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但遗憾的是，同书卷30中的《中国地理海岳江河大势图》仍有“江虽发源岷山”的论断，观点并不统一。
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被定为长江源头。
不过到此为止，古人所谓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停留在对长江上游主干道的判定，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江源的工作，是从康熙年间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