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在跨界中发掘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二 ) 社会|人类学|艺术|实践者|项目

陈晓阳：可以说在国内，广东的这些项目是最多样的，与不同的社团和机构合作，涵盖了不同年龄层的实践者。可能因为广东的教育系统跟港澳地区、日本的联系比较多，较早受到前沿理念的影响，所以保持在比较有活力的状态。从我现在做的几个区域来看，顺德的社会基础最好。福建、江西和河南也有类似的尝试，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河南修武的大南坡项目。
艺术家擅长发现“无用”的东西
羊城晚报：艺术家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陈晓阳：相较那些已经在进行社会实践的公益组织，艺术家更擅长看见“无用”的部分。因为艺术是闲暇之后的产物，首先它是“无用”的，但这种“无用”却能够抚慰人的精神世界。中产人群会自主选择用艺术的方式来抚慰或者治愈自己，比如去听一场音乐会，去看一个画展。这在乡村原本也是有的，但后来中断了。
我们在乐明村调研多年，发现它有很好的文化传统。但因为资源匮乏，有些传统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式微。有一次，我们团队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废弃的角柜，很有装饰主义的风格，才发现原来村里有很好的木工传统。有些东西从当下眼光来看是无用的，是已经消失的，但艺术家很擅长发现这些东西。后来，这被策划成一场名为“角柜计划”的展览。可能文化考古更多集中在物自身，而我们关注的是人。
羊城晚报：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艺术界，为什么？
陈晓阳：这是一种思潮。当代艺术的人类学转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二战结束之后，后现代理论流行起来，人们开始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方法刚好可以为当代艺术提供一种进入“他者”的视角。从那个时候开始，艺术界开始关注到非西方的、非男性的艺术家。比如1989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一个叫“大地魔术师”的展览，有100位艺术家， 50位来自于非西方地区。这可以看做是当代艺术人类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在上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活动中再次关注人类学所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和跨文化对话。这样一种方法慢慢地流传到中国。到千禧年之后，人类学在艺术界变成一种显学。
同时，在上世纪70、80年代，其实也有一些欧美的人类学家跨界艺术，他们发现艺术是很好的传播媒介。人类学家也开始讨论民族志方法如何与艺术创作的表达协调。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陈晓阳：国内的人类学界对当代艺术的关注是从乡村建设的参与式艺术开始的，两个学科自然而然地相遇了。我们希望这样的跨界交流和融合不会削弱各自的学科，而是从中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这几天开展的国际学术论坛也在争论这个问题。有些人担心，其他学科进来了，会不会艺术史就没有用了？其实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跨学科合作不会影响艺术研究，反而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空间。这也是我们要带来“泛东南亚三年展”的一个原因。我觉得目前所做的还不够多，其中的类型差异和多元的探索还需要再继续推进。
【人类学|在跨界中发掘艺术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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