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黄孝纪：纵然身处他乡，故乡一直在我心中，从未远离( 二 ) |八公分的味道

放长假的日子，我有时连续数月回到家乡，帮着年老的父母干农活。有时，我也借了车旅费，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去广东，融入打工者的潮流中，盲目地去四处寻求贩卖我年青体力的谋生机会。在此穷愁逆境之中，我竟然热爱上了诗歌，并且不切实际地设想把写成的诗作出版成书，以期改变命运，终究也不过是一场竹篮打水而已。我后来甚至为了吃饭，先是把新单车跟别人换了旧单车，最后连旧单车也卖掉了。当父母有所觉察，问起单车的去向时，我只得支支吾吾，搪塞过去。这样的三四年时间，因为有父母在，家乡也成了我的收留之地。我的父母甚至改变了当初的想法，要我回乡当农民算了，种田作土，有口饭吃。
当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热潮从沿海城市刮到湘南山区县城之时，我的命运得以为此有了转机。因为我所学的城镇规划的专业，我被人想起，从广东的临时建筑工地，被召回到了久别的县城。换了工作单位，生活稳定了下来，我在县城结婚生女，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父母也常来县城小住，每次来，他们都要带上四时的应季菜蔬，用蛇皮袋子挑上一担，并跟我讲述近期村里发生的事情或变故。尽管他们已经年迈，家乡的那份田土仍然在耕种，那片油茶山岭也被父亲挖垦打理得郁郁葱葱。每到莳田、割禾和采摘油茶的时节，我会请了假，带着妻女回到家乡，干那熟悉的农活。
母亲比父亲小十八岁，却在2001年暮春橘子花开的时候，先父亲而逝。尊重她生前的遗嘱，我把母亲葬在了我们自家的油茶岭上。隔四年，端午节过后十天，父亲也突然逝去。我将父亲葬在了母亲的身旁，了却了他的心愿。从此，家乡那栋度过我少年时代的瓦房，关门落锁，烟火消失。家乡成了故乡，我成了故乡的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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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离开县城，来到郴州的一家报社做采访人员。这一年，武汉到广州的武广高速铁路线动工修建，按照规划，铁路线南北贯穿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包括我家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栋瓦房在内的上百栋房屋需要拆迁，异地重建新村。那时，村里有人劝我，我已经在故乡没有田土，家也在外面，不如将房屋拆迁款领了，把新村安排的宅基地卖了，不要在村里新建房屋了。但我觉得，如果没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屋，我日后从他乡回到故乡，我在何处落脚？我和我的后代，恐怕再也不属于这个地方了。我在新村建了一层院落，在众多林立的楼房里，是最寒碜的一处。之后每年，我都要回几次故乡，给父母扫墓，岁终年末之际，打开这栋常年尘封的房屋，贴上红春联，红福字，放一挂鞭炮，在父母的遗像前焚几片纸钱，点几柱香烟。
我总是那样的不安于现状，又或许，像驿马一样的在他乡奔波，是我今生的命定。 2011年，我辞去采访人员的工作，独自来到远隔千里之外的浙江，从事一种全新的职业。长途劳顿，奔波于他乡与故乡之间，渐成习惯。不觉间，于今已九年有余。
或许离开故乡越远，回望来路才越发清晰，对时代的演化，对故乡的沧海桑田，对自己的人生况味，也体察越深。从2012年起，我的诸多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八公分记忆”系列散文集的写作上，并一直凭着毅力坚持。
我想，我是幸运的，能够出生在乡村，历经了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时代，历经了大集体解体分田到户，既亲历了乡村生活的艰难时期，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兴旺的喜悦。如今，随着时代的演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乡村走上困境，农民难以靠耕种田地维持生计，也令我满怀伤痛和忧虑。作为故乡的游子，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我有义务书写故乡，书写我的出村庄记，把我和故乡在时代巨变下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还原一个中国南方乡村的真实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