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史料·史观·史学——漆侠先生与他的历史研究( 二 ) 茅台|茅台集团|互联网公司|虚

漆先生在本科、研究生学习期间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读过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漆先生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都是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每出一本，漆侠先生就仔细认真阅读一本，边读边写读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漆侠先生也有很大影响。1951年，漆侠先生该毕业了，因教育体制改革，学校没有举行论文答辩。肄业后，应范文澜先生的邀请，漆侠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组工作。这一时期是漆侠先生由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范文澜先生鼓励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业务研究中加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研究上有大的突破。为此，漆侠先生更加努力学习经典作家的著作，他说：“有些经典作家的书，都是从范老书架子上借走的。”
1952年，《历史教学》杂志开展评价史可法的讨论，范文澜先生鼓励漆侠先生撰写文章。漆侠先生初次运用辩证法理论，撰成《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在刊发时加了编者按：“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自在本刊展开讨论后，很多读者都参加了讨论，但因本刊篇幅所限，很多稿件未能发表，现漆侠同志寄来关于史可法的评价问题一稿，本刊讨论结果，认为所提意见，均与本刊意见一致，兹特发表作为史可法评价问题在本刊讨论的结束。”由此可见，漆侠先生既深得北京大学实证史学基本信念和原则的真传，又直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照耀，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晚年时，他欣然接受学界对他“真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20世纪前半叶，宋史研究的主题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处境密切相关，多是围绕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问题而展开，王安石新法颇受学界关注。漆侠先生读了梁启超等人关于王安石及新法评价的著作，认为这些论著对王荆公新法的研究还很欠缺，还有重新研究之必要。他始终认为，不能仅就王安石变法研究王安石变法，而是应把王安石变法当作北宋时期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他的大学和研究生论文都是以《王荆公新法研究》为题的，从北大肄业后仍然继续深入研究，直到50年代后期，浸透他很大心血的《王安石变法》出版。这部书的问世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关王安石变法原因、性质、过程的论述乃至史实考订大都被编入大学、中学教材，成为研究王安石变法的范本。《王安石变法》在海外多地也都有流传，可以说是漆侠先生的成名作。
邓广铭先生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这个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尤其是将变法原因归结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是漆侠先生对自南宋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论述宋王朝国势特征的高度概括，这一概括曾在国内广为流传，一度被视作评价宋王朝的代名词。虽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是宋朝在财政、军事上的“积贫积弱”仍然没有一个比它更准确的词语可以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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