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史料·史观·史学——漆侠先生与他的历史研究( 五 )


独到的研究方法,坚定的学术自信
漆侠先生生前发表、出版各类论著都520万言,2008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二卷本《漆侠全集》。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内宋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宋代经济史、政治史、典章制度、军事史、法制史、文化史、文献整理等专门、专题、部门领域取得不俗成就的名家或佼佼者应当说不乏其人,但是若从研究水平之高、研究内容之深、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格局之大的论著来衡量,当属漆侠先生独步,迄今无人企及。
漆侠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与他的独到的史学研究方法分不开。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概言之,即是强调观点和材料的辩证统一。辩证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当人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既要看到事物相互区别的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相互联系的一面,亦即从事物发展的总体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以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目的。漆侠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得辩证法的精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年,关于史与论的关系,学术界曾有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在漆侠先生看来,不论是“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或是“史论结合”都不能完全正确反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特点。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中,“论”和“史”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是有机的统一体。“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不论它属于哪一种类型,亦不论它的成就高低,总是以一定的观点统率相应的材料来叙述、说明各该时期的历史,服务于各该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一部有价值的、优秀的历史著作,像司马迁的《史记》,越是能够‘于序事中寓论断’,即观点和材料密切结合,就越有感染性,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看法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史料占有永远是第一位的;二是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或者说绝对客观的材料是不存在的。材料有精粗真伪之分,排列有先后之序,材料的取舍和排列,就有一定的标准和观点,这哪能够说观点不起作用?抛开这点不算,只排比史料,不加自己的语言,但材料本身,从来就是打上阶级烙印、表现了它的观点的;纵然材料的排列者不用自己的语言申明观点,但在“冥冥之中”,有些人会被这些经过排比的材料牵着鼻子,成了其观点的俘虏。没有观点的单纯考据是不存在的。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来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漆侠先生强调观点和材料的统一,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材料的统一。
漆侠先生一生对于学术研究,执着而自信,有铮铮傲骨。早年读书就以佛儒警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主一无适谓之敬”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且努力践行,执着坚持自己已经抉择的方向和事业。漆侠先生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50年代因耿直性格为人仗义执言而被错误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60年代因坚持“让步政策”的观点,在“文革”当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关进“牛棚”劳动改造,直到1973年才被解除劳教。漆侠先生并不因遭遇这样的逆境而消沉,也没有放弃对学术的热爱。最可贵的是,他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有限条件,通过读书和搜集资料排遣自己的困苦。
漆侠先生对于自己的研究观点,一向是颇为自信的,这种自信来自他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考订,也来自他对理论的认真学习及深刻领会,两者有机结合达到史观与材料的统一,由此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漆侠先生从不随波逐流,若是对旧作有所改动,那也是经过进一步研究材料和学习理论,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更坚定自己的观点。如《王安石变法》,从1959年初版到2000年生前最后一次再版,内容不因学术界讨论的大起大落而改变,仍然坚持初版《代绪论》中对南宋以来至民国梁启超、胡适、钱穆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批评意见。用漆侠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次付印,依然照旧,未加改动。其所以如此,留下青年时期的痕迹,作为老年缺乏这种锐气锋芒的一个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