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追忆史景迁：授权翻译《改变欧洲》的一波三折，这些社交场场不落( 二 )

当然，他的上述种种也成了他的某些异常之处。美国学界有人批评他、有人嫉妒他。大多批评曰他的史学方法有点怪咖或野狐禅，恶谥他路子野。但史景迁却在美国最正宗院派大本营的耶鲁大学任历史系主任，而且也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些铁的事实本身往往就能使攻击者哑口。而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跟他相识了。
贰结缘史景迁
为了梳理美国汉学史，我读了他的学术履历、师承和他的论著，甚至他不太起眼和不被重视的书评、报纸文章及札记随笔等都基本上浏览了。可巧大约1998年秋，美国亚洲学会组织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由史景迁主讲。我闻之欣喜准时奔赴会场。那时候史景迁已经是名人，这样专业的学术会议居然听众提前满座，后来者甚至有票都一时难以进场，让我感到惊讶。讲演当然很棒，难忘的是讲演后我跟他的交往。
会议结束还有鸡尾酒会，但史景迁想溜。可惜酒会就设在大厅，他一出现就被热情听众揽住。他疲于应付有点尴尬，但仍然耐心跟大家应酬。轮到我他笑笑以为是一般问好，没想到我却有备而来。我知他不愿虚耗时间，问好后单刀直入就问他的一本小书《改变欧洲》能否授我版权翻译成中文？
“《改变欧洲》？您问的是《改变中国》吧？这本书台湾已经有人在翻译了。”史景迁笑道。
“不。是《改变欧洲》，您1988年10月在密德博理学院的一次讲演实录。”我回道。
“哦，是那本书。我晓得的。您是怎么知道它的？”
“我先前读过您为写那本书，前后准备的工作札记和其他资料，觉得内容很珍贵。”我再回复。
很显然，我的回答让史景迁感兴趣了。他告诉我，“要不，咱们过会儿谈。您先在前边等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咱们一起在我回宾馆的路上聊。”
“好嘞！”我当然心花怒放——这事有门儿。
蛇行了许久，我挤出了大门。就在门不远处驻停。果不其然，史景迁被人们围堵了很久也逃出来了。
路上，他知道了我在做西方汉学史方面的研究，比较看重他的早期研究，从对他这本不太为众人知的小书的认知上他就知道我是了解他的。这本书其实是他早年到巴黎、罗马等处挖掘1680—1735年间中国人或跟中国有关的人在法国的几个“中国个案”和怪诞的历史。其中有早期借中国之名行骗的欧洲女人；有作为随从伴随耶稣会神父赴罗马觐见教皇述职的麦考·沈；当然，还有一名中国的市井细民胡若望，他只受过极简单的教育，识得有限汉字，却被半哄半骗去了法国。胡若望到了法国看不惯欧洲市井文化并想教化法国人，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最后算得上是学者的路易斯·高和斯蒂芬·杨，是法国耶稣会想搞“民间外交”，把他们请到法国去感受法国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希望他们回中国介绍以影响朝野的。没想到世事难料，他们最后被羁留在了法国难以回到北京。
此事惊动了路易十五和法国王后，法国的部长资助他们回中国，条件是：他们走前参观法国工业和科技，到中国向皇帝和百姓宣传。这两位民间使者侥幸因此被厚赠回国后却遇到乾隆锁国政策，他们没敢履行诺言而隐姓埋名苟活了下来……
这是史景迁早期用功甚勤挖掘出来的关于中—法交流史料的“干货大本营”。熟悉史景迁的人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内容有的他后来写成了专著（如《胡若望的疑问》），有的虽未来得及整理成专著却在他不同的著作里反复呈现，或者变为潜在的学术暗流循环奏鸣。后来随着史景迁越来越出名，他就越被不同的事情和选题逼着走；但他对早年的研究显然是情有独钟的。所以，我一提到这个话题，他的眼睛会突然一亮，像一丛火苗在暗蓝的天空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