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追忆史景迁：授权翻译《改变欧洲》的一波三折，这些社交场场不落( 四 )

肆义气的另一面
跟史景迁熟稔之后，我发现原来他第一次答应了却久不回音“抻”着我，并非健忘或高傲，而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和修炼；他在勘验我是否真的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否真的能百折不缩经得住等待、冷落、搁置和企盼。如果我只是一时逸兴想翻译，遇钉子而退，于他，自是无足考虑，弃之如敝屣可也。如果我真经得住考验或者真的识货，是不会因为一时受挫而轻言放弃的。所幸，我经得住了他的审察，一而再，再而三，他识得了我的信心和诚心。翻译此著虽不是我的主业，但在研究西方汉学史上还是有贡献的。不只是在以上专门翻译著作里，而且在我发表在《世界汉学》《文化中国》以及有影响的高校学报引证的史景迁史料中，这些内容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反响，成了我研究西方汉学史历程的一个亮点和里程碑。
当然，史景迁的讲义气并不仅在跟我相处的这一件小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生命和学术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只是呈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上，也体现在他的为人和日常生活中。我前面说过，史景迁是个名人和闻人，他也特别注意隐私，更不愿分神跟世俗社会打交道。凡出席公众场合，他往往非常警觉、洁身自好躲避人。我常见他在社会活动中中途退席、躲避跟不相干的人合影并婉拒签名等。但有的社交场合他却从不躲避甚至专门去趋奉，而且几乎场场不落。
哪些场合呢？对一些前辈、宿耄以及学术上有名望的故交，无论多忙，只要他人在美东，总是会准时前往致敬捧场的。就是因为相信他这一面，我能够有缘在纽约跟他有不少往还。其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向汉学界前辈傅汉思致敬的学术活动以及多次张充和的讲座，他都坚持拨冗前来出席致意。有的甚至史景迁本人并没有发言或讲话，只是做一个普通观众和听众。他执守着传统学人对前辈的恭敬和谦逊——有的甚至不是学术方面的活动，比如说张充和的昆曲讲座甚或书法展示和讲座等，史景迁皆百里之外赶来捧场。
我对他做人的讲义气、识大体和礼数周全、人情周到，认识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小型活动中不断丰满起来的。印象中，有时大概他真的很忙，甚至不得不中途提前退场，但他却几乎从没迟到或缺席过。
除了对前辈礼数周到，他的义气还表现在对其恩师的景仰和深情里。他在其讲演和著作中多次回忆起自己治学缘起和当年老师对他培训的严格。业师芮玛丽和芮沃寿夫妇对自己的培养，不只是在书本上，他从二位老师抗战时在中国的经历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从而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拓宽到了现当代中国，包括了五四、救亡甚至徐志摩。他特别感激导师芮玛丽将自己介绍给了恩师房兆楹。
房兆楹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严师。史景迁告诉我们，是从房先生那里，他深味了中文称谓“老先生”的深义。跟房先生求学时，房兆楹几乎从不轻易赞许学生。史景迁治学用功，在耶鲁时就十分优异，到澳洲投房兆楹门下，为写其博士论文呕心沥血，十分用功。房教授虽对其关怀备至并倾其所能地帮助他，但他对史景迁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轻表欣赏。史景迁记得有一次房教授读他的文章后深觉满意，退回时用打字机批道：“看上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批完后房兆楹斟酌再三，觉得这次批得太过慷慨，于是又仔细用墨笔将“很大的”几字划去，换上了“不小的”几个字。这件事让史景迁感触至深，使他深知做学问的不易。回顾求学历程，史景迁深感这轻易不赞许人的中国老师使他获益最大。因之，他关于曹寅的毕业论文写成后，立刻就被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旋被评为优秀学术著作，奠定了他学术之路的根本。这次的一鸣惊人，使他深味做中国学问十年磨一剑方能所向披靡、披荆斩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