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沟通神人”的玉石信仰( 二 ) 月亮

由于“玉”器带有“神”的品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佩戴玉器就意味着能够实现与神的沟通。而人们与外界沟通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口视与耳听。相对于眼睛来说，耳朵上佩戴玉器显然更方便且不影响日常的生活。因此早期的氏族首领们便将玉块佩戴在耳朵之上，借助这种神话想象完成了与神的沟通。
“玉磺”也有着沟通人神的功能。距今六千五百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洪文化中开始有了玉磺的出现;到了裕泽文化时期，则在单件玉磺的基础上出现了将双磺并列放置于颈部的现象。 “进入良渚文化中期后，以单磺作为项饰的简单样式己经很少见了，其佩戴的部位也由单一的颈部拓展到项胸之间乃至胸(腹)部，玉磺的使用者儿乎无一例外地属于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而精美华丽的玉磺俨然己成为少数人炫耀身份或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物。 ”

然而，史前玉器的主要功能应该不仅仅在于美化，而应当有着内在的精神信仰作为驱动力。磺可能是神圣的“龙”与“虹”在人间的替代物，其中潜含着天人沟通的神话信仰。而玉盘则可能与太阳、月亮等天体有关，它们在外形上有着一定的相似度，我们现在也依然用“玉盘”一词来指代月亮。邓淑苹女士也认为璧与太阳的运行有关。然而，与太阳相比，在早期人民神话思维的类比想象中，璧可能更接近月亮，因为白玉、青玉等玉器在色泽上与月亮更为相似。
可见，在早期文化中，玉器能起到沟通神人的作用，而通过对这些“通天”的物质的占有，统治者也显示出其独具的“通天”的能力。这样，通过对这些“通神”物质的控制，统治者也赋予了王权以神圣的性质。
玉与王权在早期文化中，玉是沟通神人的工具，然而“神人沟通”的具体实施者则是巫。具体表现就是早期玉器中以块、磺、璧、踪等玉神器为主，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些玉神器则显著地减少了，并且开始出现了圭、璋、刀等象征王权的玉兵器。
巫能“以玉事神” ，虽然董仲舒对“王”字的解释有些牵强，但其中却有一个暗示:王能沟通天地人神。事实上，王本身即常是巫。王本身就常是“巫” ，这也有效地将王权与神权结合了起来。而“王”也往往通过对这些“通天资源”的独占而显示着他高居于别人之上的“王权” ，这在玉钱等玉器中可以得到证实。

和氏璧与传国玉玺《吕氏春秋·异宝》曰:“今以百金与传黍以示儿子，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 ”在《吕氏春秋》“异宝”篇中，作者将黄米饭团、百金、和氏璧与道德名言做比较，突出的是突出道德名言的珍贵，然而它也从侧面说明了和氏璧的珍贵。然而和氏璧的价值到底有多高呢?秦昭王打算以“十五城”换“和氏璧”的结果虽然未能实现，但是却暗示了一个信息，即“和氏璧”的价值很高，大到可以用“十五城”来换的地步。
为什么和氏璧的价值如此之高呢?如果按物质和精神的两分法来分析的话， “和氏璧”显然不可能给秦昭王带来多少物质生活方面的改善;那么就只能从精神方面去探究了，而精神方面的能抵得上“十五城”价值的显然非和氏璧能“通神”莫属了，对这种“通神资源”的独占则本身就是王权的象征。
如果说“和氏璧”所暗含的“通天”及“王权”的属性是隐性的话，那么“传国玉玺”所具有的沟通神人及王权的象征这两种属性则是显性的。
“传国玺的出现，标志瑞玉除了代表皇帝个人身份之外，还包括天下之人口和上地，也就是国家社程，谁掌握了传国玺，谁就掌握了社程、国家的权柄，其统治符合天命，便是合法的皇帝。 ”“天命”意即神的旨意，《诗经·大雅·大明》中就表现出这种文化现象的基本特征:“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所谓“有命于天” ，即是指“受命于天” 。除周之外，商也有着类似的“天命”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