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学衡》百年︱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 四 ) 文化史|梅光迪|吴宓|刘伯明|杂

1924年初，江苏省因整理全省财政，削减东大预算，校内很快传出裁撤系科之议。西洋文学系与英文系多年积怨缠斗，因英文系主任人选势不两立，在学校考虑裁撤系科之际，西洋文学系和英文系的整理可谓首当其冲。 3月16日，吴宓写信给吴芳吉称：“东南大学已决定将工科、政法经济系及西洋文学系裁撤。所有教员，一个不留。 ”东大学生曾就裁科之说质问郭秉文，郭答复称：“外间虽有此议，然必不能实行。 ”可见，校内外对此已多有耳闻。
【梅光迪|《学衡》百年︱倔强的少数：学衡派在东南大学】4月27日，校董会议决合并西洋文学系、英语系及德文、法文、日文学程，改组为外国语文系。 5月初，成立外国语文系委员会处理改组事宜。该会以文理科主任孙洪芬为主任，委员有吴宓、张士一、温德（Robert Winter）和程其保。 7月，东大任命温德代理外国语文系主任。
虽名改组合并，西洋文学系实际上被裁撤，相关诸人风流云散。数月来处于两派斗争中、如“踞炉火之上”的楼光来于4月即宣布辞去主任一职。楼本欲转赴南开，但终未成行，暂时栖身于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英文秘书。梅光迪因与该系女生李今英的恋情在校内备受攻击，早已无心恋栈。梅于该年5月因恩师白璧德举荐受聘哈佛汉文教员。吴宓不满于梅光迪荒于系务，但风雨飘摇之际又苦无善策，最终选择与西洋文学系共进退。郭秉文挽留他继续担任教授，但吴宓两次坚辞，表示将与西洋文学系共始终，远走塞外东北大学任教。法文教授李思纯回到四川老家，内心不无耿耿。 1924年11月，李在诗中怀念远在奉天的吴宓，诗云：“莎米文章入市非，与君劳燕各无归。尘埃颠倒谁堪问，呴沫相从世已稀。 ”
在吴、梅等人看来，西洋文学系被裁并是东大校园“暗争”的结果。作为校内“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在“实利主义”、“商人式”的办学取向中，西洋文学系和学衡派同人的处境并不顺意。 1923年，胡先骕再次远赴哈佛求学。同年11月，刘伯明英年早逝，刚刚形成的学衡派顿失凝聚力。所谓的学衡派，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派别和组织，不过是学人因志业理想的松散结合。在东大系科间激烈的资源争夺中自落下风，在关涉个人切身利益的人事缠斗上也是步步退却。西洋文学系被裁之际，吴宓在给友朋的信中生动而悲愤地说：“以我辈同人在校之精勤奋励、学问名望，亦足自豪，而乃轻轻一网打尽，全体遣散，世事之艰难奇幻，有如是哉！”
学衡派的风流云散，造成的思想裂痕影响深远。吴宓不顾挽留而出走，体现出不愿同流的态度。柳诒徵、汤用彤虽然留在了东南大学，却成为校内倡言改进校务的代表。 1924年秋，柳诒徵在《学衡》撰写《学者之术》一文，直言“谄官僚，拜军阀，是得为学者乎？”对于办学者奔走于权贵之门，给予了尖锐批判。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中，柳被称为“祸首”、“汉奸” ，柳、汤二人也都被迫离校北上。
东南大学时期的学衡派，将自身置于大学主流的边缘，自居于批评者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群自诩为清醒的“少数派” 。学衡派的批评，不仅是对新文学、新文化势力的抗争，而且直指校内执政的主流群体。人文主义和实验主义、实利教育与人格教育的不同，不仅是学术和教育理念上的差异，还体现为具体的校务和人事纷争。
1924年秋，胡先骕得知吴宓远走关外，从哈佛寄诗两首慰之。其中一首云：“一齐众楚奈群咻，辟墨排杨志未酬。率兽食人深隐患，徙薪曲突孰贻谋。辽东皂帽哀畸遇，门巷乌衣感旧游。莫计穷通论得失，斯文未丧在吾俦。 ”曾经“少数倔强不驯之分子” ，留给东南大学和中国文化的是一份丰厚的思想遗产。风流云散之际学衡同人的勉励，既是一种宽慰，又何尝不是其内心流露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