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追寻中国诗学研究的向上之路——蒋寅《中国诗学之路》读后( 二 ) 节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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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之路》
蒋寅著
商务印书馆
2.批评化的诗史
批评化的诗史，意味着将卓越的艺术直觉落实在可分析的范围内。
所谓艺术直觉，包含两个方向：一是对语言的敏感，二是对人性的通脱认识。一般而言，对语言过分敏感的人，适合自己做诗人，不适合做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如果局限在单篇作品的辞藻、声律、句法、意脉的无休无止的钻研中，则只适合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选家、评点家，而没有资格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批评家。蒋寅的艺术直觉更近乎批评家，而不太像诗人或评点家；他对语言固然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不会形成聚精会神、孤芳自赏的局面，而是很从容地将欣赏成果纳入一个更大的价值框架中，即对人性的认识。
在《中国诗学之路》中，精神、意志、意识同样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它们彰显了一种将诗人视作完整、独特同时自我意识极强的精神主体的批评视野。比如《过度修辞：李贺诗歌的艺术精神》一文，将李贺诗风的主要特色理解为“出于特定艺术意志制导的修辞策略”，而不是“感觉方式的自然呈现”。显然，当批评家的解释止步于“感觉方式”，就只能在默认某种生理上的命定论的前提下，陈列出一些具体诗例，做出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将着眼点从“感觉”移至“修辞”，才会使李贺的人格变得立体且自主，让他的“奇特”与“自我复制”得到理性化、系统性的解释。同样道理，《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一文，对“思锐而才窄”之评语进行了富有“了解之同情”的检讨，认为刘长卿“是个自我意识极强、同时属于情绪强烈型的人”，“强烈的情绪化倾向导致写意性质，写意性质又带来程式化的特征”。他将刘诗的优劣之处以及文学史位置的分析出发点，锁定在一种强烈而自觉的人性特征上，由此得出系统性的解释。
或许正是因为对人性本身的兴趣有时会超过对艺术作品的兴趣，所以蒋寅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心态史”或曰“精神史”的论文，其中对于人性的观照，会更直接也更通脱。他会用宽阔的心态审视古人的心迹与言行，于是时而极其悲悯，时而又相当苛刻；他又常抱有一种永恒性的视角，从而接通古今，究极人心。在他看来，“隐逸”可以是高贵与超越也可以是自欺欺人和有限的责任（《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偷生”可以获得堂而皇之但需要反复论证的理由（《千古艰难唯一死》），“诗话”的写作居然包含诸多社会交际功能（《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而“诗”本身又成为生命意义或崇高或平凡的寄托（《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
文学的意义，归根结底是帮助我们认识人性的复杂，而文学研究如能揭示这种认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研究本身也就成为珍贵的文学。在当今古典文学论文中，缺少优美的文笔反倒是次要的事情，而缺乏批评家的气度是真正致命的问题；敏锐人性观察的缺失，会让文学研究丧失价值判断的底气与志气，而脱离人性论的土壤、一味进行语言层面的艺术批评，又会使价值判断流于狭隘甚至主观。《中国诗学之路》中一段段议论纵横、性情充沛、博古通今的“诗史”，树立了批评家的典范。
蒋寅先生不仅以理论敏感与艺术直觉著称，还以文献考据见长。在“诗学”与“诗史”背后，是极为雄厚的资料储备。《中国诗学之路》对于清代文学批评资料的自如征引，尤见搜求之勤、功力之深。比如《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展开》《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从资料占有到观点形成，都独辟蹊径。再如《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提到麓峰居士辑评《试帖仙样集裁诗十法》是细读文本的极致之作。程千帆先生“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之学术思路，在此书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