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探长#艾略特与我 | 裘小龙( 二 )


所谓一啄一饮,我陈探长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正直却又带书生气的警官,为伸张自己心目中的公平正义,跌跌撞撞地坚持前行;在一个又一个案件中,他经常引用艾略特的诗行,这让他的探案工作增添了复杂的人性、感性视角。(顺提一句,“荒原”的原名是“他用不同的声音出演警察”;艾略特本人也说过,他特别喜欢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的麦格雷探长小说。)陈探长系列中第四本小说的案情,让他感受到个人化却又具存在主义感觉的“恶心”,他于是模仿艾略特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的戏剧性内心独白写了一首诗。“……我的领结紧紧固定,/我的鳄鱼皮鞋铮铮闪亮。/(可他们会想,‘他肤色多黄!’)我引用莎士比亚、马弗尔、多恩,/ 他们会有什么样反应?/ 一句话,我说不准。/(但他们私下说,‘他口音多重!’)……”在这系列的第十四本小说中,陈被解除了探长职务,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继续探案的努力;他于是动笔写一本有关鱼玄机谋杀案的狄公案小说——作为他私底下继续工作的掩护。还多少有点像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中所写的那样,“就像一只静止的中国花瓶 / 始终在静止中运动。”与此同时,把中国古代的与现代的探案叠加在一起,恰恰也是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把过去与现在并置、对照,从而促成诗境界的多维度呈现。
陈探长#艾略特与我 | 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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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参加文学节与书刊宣传、签售活动,与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读者们进行交流。其中时常会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艾略特对陈探长,也对今天全球的读者来说,仍是那么重要?”
一个法国读者带着香槟酒,还有英法双语版的艾略特诗集,在圣马洛文学节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用两种语言抑扬顿挫地念着诗行,探讨在诗与译诗中融合起不同语言感性的可能性。挪威的出版社的主编,与我反复琢磨,艾略特诗歌的内在音乐性怎样让歌舞剧《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我拍桌叹息,那买下艾略特圣路易斯故居的机会,竟然与我擦肩而过)。一位荷兰的导演(Chris Teerink),去年年中飞来圣路易斯,为他拍摄中的艾略特纪录片采访我。他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翻译处理“荒原”中频繁的互文性用典?作为一种解释,我提到了中国古典诗词互文性用典其实用得更多,有时甚至是一行一典故。在诗歌翻译中,正是要考虑到目标语言文本的读者接受、理解的审美过程,通过不同语言的感性融合,让译诗读起来也是诗。对艾略特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语言诗歌中的感性,有时甚至是直接把另外语言嵌入诗中,荷兰导演也十分赞同,要在摄制过程中展示这点,并继续一起探讨下去。
关于艾略特诗歌的意义,读者与批评者自然会从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解答,但艾略特的“荒原”,许多人却是至今都未能从中走出。“这里没水只有岩石/岩石,没有水,只有一条沙路/在群山中蜿蜒而上……”就我自己而言,艾略特在诺贝尔奖授奖宴会作的答词,对我的写作、翻译、研究,始终带来不可或缺的启示。
“当语言构成障碍,诗歌本身就给了我们理由,要怎样努力去克服这一障碍。欣赏、阅读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意味着怎样欣赏、理解那些讲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由其他的途径获得这种理解‘欧洲的诗歌’一词是有意义的,全世界的‘诗歌’也同样如此。”
【 陈探长#艾略特与我 | 裘小龙】或许,这篇短文读上去不太像是艾略特专家们长篇累牍地写的,可至少是一篇证词:从一个自己译诗也写诗的作者的角度——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最初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译写——证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艾略特。他诗歌的意义不仅仅对中国读者,更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依然存在、甚至更有迫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