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探长#艾略特与我 | 裘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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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1888-1965）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在《文学评论》杂志中，我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名字。当时，我是个“黑崽子”，躲在窗帘后，胆战心惊地读着关于这样一位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文字；窗外，延伸着发高烧似的黯红天际，敲锣打鼓的欢庆声、批判声直冲云霄。那些日子里，中国读者无法读到他的任何诗作。那篇评论中引用的艾略特诗行，因此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小学、中学课本都是讲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一本名为《红旗歌谣》的诗集不知读了多少遍。我不禁纳闷，外面的读者读艾略特诗歌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围绕着我的“长城”中似乎出现了缝隙，露出了一抹惨白的天空，“像病人上了乙醚，躺在手术台上”。
1976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必修的课本中仍有一本是苏联学者编纂的英美文学史，其中关于艾略特的论述颇像来自那本《文学评论》的回声。幸运的是，我导师卞之琳先生自己在三十年代也译过艾略特，同意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艾略特早期诗中的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作为论文的附录，我同时开始翻他的诗，接着又扩展成一本诗歌翻译集子，《四个四重奏》，由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收入了他全部的重要诗篇。
这本翻译诗集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初版后很快重印了五六次。我十分惊讶地读到，一对年轻的恋人特意做出安排，给装在黄鱼车中的嫁妆上放了本《四个四重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招摇过市。这样做据说是时髦的、是现代主义的。不过，《四个四重奏》一夜间走红，首先是因为开放初始，中国读者对先前未曾接触到的现代主义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同时也多少有一些的阴错阳差的因素在内，让人想到他在“南希表妹”中写到的现代性与时髦性混杂，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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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提艾略特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人们对此已做了不少研究。对八十年代一些青年诗人来说，艾略特的诗也帮助了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找到自己不同于先前诗歌的表达方式和感性——朦胧诗的标签或许过于简单，只能说是约定俗成吧。有意思的是，早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艾略特就这样论述到：“当诗人头脑为工作完美地配备齐全了，它就在不停地把不同的经验在诗中汇合起来……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诗人因此只能是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在中国的出现不难理解，尽管用艾略特的标准来看，这些“远方”诗人的朦胧还远远不够。
对我来说，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的学习、思考，让我看到了诗学的新地平线。在国内那一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歌理论中，“个人化”一词是贬义的，几乎都不能提，“非个人化”于是也根本无从谈起。在艾略特的诗歌批评理论中，个人化与非个人化其实并不构成矛盾，相反，这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张力。把生活中的人与创造中的头脑分离开来，让个人化的经验转化成非个人化的，这样，诗就能对所有的读者说话，使他们在诗的意境中发现共同的、普世性的意义和感受。
1988年，我获福特基金奖，选在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作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艾略特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祖父创建的大学，我计划在那里做研究、收集资料，准备回国后写本艾略特的批评传记。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凑在一起，我就只能留在这个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接着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