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开|专访景凯旋：诗歌，让被遮蔽的“世界”畅开( 三 ) 诗歌|畅开|王维|中国|东西|读者

我在书中按照诗人的年代先后排序，当然也是因为诗歌是时代的反映，同时也是想除了诗歌作品的介绍，还能给读者一个唐代诗歌史的概念，进而言之，能提供一个唐代政治史的轮廓。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写实的诗歌。李白的诗就不能证史，能作为史料的只有像杜甫、白居易的诗，但这样的诗人并不多，大多数诗人还是抒发个人的情感。所以我的书主要仍是以文学为本位，不是为了证明唐代历史，而是展示诗人的命运，探索诗人的心灵。文学与实际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文学是理想的，生活是现实的，现实终究会过去，留传后世的是理想。
经济观察报：书中将柳宗元称为写出“流放”诗歌的第一人，并认为其继承了屈原的“发愤”诗学传统。在书中您认为，柳宗元这样的中国士人和十九世纪被流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不是没有自由意识，而是没有反抗的姿态” 。但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反抗的姿态”的诗人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对于诗人而言，丧失汲取文学灵感的母语土壤对创作往往是严重的打击，而其反抗姿态也经常转为愤懑与绝望。这是否是某种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悖论？
景凯旋：钱锺书先生曾有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概述了中外的发愤诗学，即蚌病成珠，非常透彻地点出了诗歌的精髓。由柳宗元的遭遇联想到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有流放的经历和对这种经历的强烈感受。中国自屈原起，士人一直就有流放的命运，如西汉的贾谊，就常常被唐代诗人用来自喻。流放出诗人，这似乎是古今中外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赛义德谈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其中一个就是流亡者，至少是内心的流亡。但是，中国文化由于缺乏外向超越性，古代士人不可能将受难转化为一种崇高的感受，更由于时代原因，他们不可能将个人权利的意识转变为公共权利的诉求，因而他们内心的反抗只能表现为一种压抑的孤愤，看不到任何出路。
至于说到流放导致母语的丧失，那是现代的现象。米沃什自我流亡后就曾想过这个问题，后来他一直坚持用波兰语写作，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许多读者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诗人的流亡当然是一个文化的损失，俄罗斯诗人和作家大都不愿离开故土，帕斯切尔纳克最终是郁郁而终，这或许就是历史上某种知识分子的命运吧。
经济观察报：本书中也提到了唐诗“以诗入乐”的传统，而如今人们对于流行歌曲的欣赏姿态似乎也微妙地折射了对诗词传统的承袭。比方说重视歌词而轻视音乐的倾向仍然十分强大：填词者名满天下，编曲、作曲往往得不到同等关注。如果说中国的诗歌传统有其灵魂的话，那么在您看来，这一灵魂是更多传承在专业诗歌圈子中还是民间自发的流行文化中？
景凯旋：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常识，中国古代诗歌自来就有两个特征，一是抒情性，一是音乐性，汉语文化中将诗称为“诗歌” ，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所有的诗歌类型，从诗经到汉乐府，从齐言诗到长短句，从曲子词到元曲，最初都是源于民间，并且是吟唱的。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当文人接受了这种新的形式，或者时间长了，文字与音乐就渐渐分离了，后来的人不再知道最初的音乐，就像我们今天知道《诗经》、乐府和曲子词的歌词，但已经不知道当时的人是怎么唱的，这是从俗文化向雅文化发展的一个事实性的过程。至于说当下的受众更记得流行歌词作者，而不是作曲者，那也不过反映了这一接受和承袭的规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