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举|风险逼出文明( 二 ) 风险|创举|岩画|秩序|人类|文明

以前说到，虽然风险不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但至少是核心催化因素。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风险是指可能损害个体福祉的不确定事件，例如生病、旱灾、战争、失业、失恋、情绪，而不确定性表现在风险的发生时间和冲击规模无法事先预知。在人类早期，许多应对风险的创举要么还没发生，要么还发展不够，所以，一旦出现“异常”事件，就可能把人逼上绝路。后来，随着各种创新的不断推出和深化，人类避险能力、赈灾救急以及缓和情绪冲击的手段不断完善，为文明从善价值观奠定了长久基础，让文明化不再是“空中楼阁” 。
定居农业与文明的开始
史学家史念海讲到一个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偏爱临水而居，但不是紧挨河边，而是住在离河几百米的台地上。这不好理解，因为如果只是为生产率，亦即饮水用水，古代人应该选择紧挨河边、湖边以节省时间和体力。唯一的解释还是基于风险考虑：离河岸稍高稍远的地方，既方便饮水和农耕，又能防洪避灾（风险），做到收益和风险两不误。进一步的考古证据表明，随着人类治水能力的提升，洪水风险威胁下降，晚期农人居住的台地也往河边靠近。
一个更神奇的发现，即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西北地区，挖出两个考古遗址——苏伟密和聚巴，共有超过1400幅岩画，其中，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公元前8500年。考古人员注意到，在苏伟密的273幅岩画中， 52幅画有犬；聚巴的1131幅画中， 131幅描绘了犬只。研究者观察到：苏伟密的岩画中，猎人带的狗群规模很大，通常十几只，而聚巴的岩画里猎人一般只带两三只狗。为什么会不同呢？
答案在气候风险上：苏伟密的雨季很短、水源稀少，气温季节性强、风险大，所以，当地人要在短短雨季内猎获足够多动物，也就是单次出猎的成功率必须很高，这就要求多用猎狗包抄；相比之下，聚巴人幸运得多，那里全年水源充足，动物出没不仅频繁，而且季节性波动不大，所以，他们有的是时间去游猎，换言之，两地的气候差别致使生活风险各异，结果是狩猎方式也不同。
那么，如何回答戴蒙德的大问——农人生产率和身高都低于狩猎原始人，人类为何从一万多年前开始陆续发明定居农耕，并且至今还没放弃错误呢？
马川卡基于过去2.2万年全球气候面板数据库的研究，他认为是气候风险的上升逼迫原始人定居下来，发明跨期储存技术（陶罐）和驯化种植。大致两万年前，地轴倾斜度增大，导致各地的冬夏温差上升、跨季降水差增加。从此，在万物不长的冬季，即使原始人从一地迁徙到几十公里之外，也未必能找到食物， “靠天吃饭”的“狩猎采集”生活之风险大增，原始人须必须尝试新技术：定居一地，驯化植物和动物，春夏秋生产食物，同时发明陶罐储藏食物过冬；也就是，通过跨期储藏技术“驯服”风险，提升人类生存力。农业生产方式是气候风险所迫。
因此，农业虽然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却可强化了风险应对力，对许多人类社会而言，这是效用函数即福利的提升（至少对于厌恶风险的社群如此）。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类定居下来之后，一方面，可以发明各种储存器和技术，以及房产、土地等跨期保值资产；另一方面，跨期储存的剩余产出和资产又刺激出对规则与秩序（即文明）的要求，这就催生私有制和国家等制度。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规矩与秩序，就会经常发生偷盗抢劫、财产纠纷和暴力冲突，命案必然频发。最近一项研究对1267个社会做对比分析，发现：由于谷物晒干后可长期储藏，但像土豆等根茎作物则不能，因此，生产谷物的农耕社会更需要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则和秩序，它们比种植易腐烂作物的社会更早发展出国家等跨区域的复杂治理结构。由此看到，风险催生定居农耕，后来定居农耕又刺激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