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举|风险逼出文明风险|创举|岩画|秩序|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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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标——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文
“文明”有两个定义。
作为名词的“文明” ，包括两项内涵——“创新”和“秩序” ，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比如， “儒家文明”是自夏商周以来的各种儒家文化、礼制、婚姻、家庭、宗族、社团、经济、政治、技术等创新的集合，是过去陆续推出并被传承的众多创举的有机整体，这些创新作为整体建成中华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等也是这样。
而作为形容词的“文明” ，则是暴力与野蛮的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文明”可能最早见于《易传·乾·文言》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意思是富有内涵、表现光明。到17世纪中后期的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 。他说的“文明”不仅与“草味”即“野”相对立，反映社会的造化程度，而更重要的是点出在达到那个状态前需要一个过程，亦即走向造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动态的含义。
这两个定义并不矛盾，贯穿其间的是“规矩与秩序”对于人类为什么在去野蛮化的道路上长久持续迈进，平克综述了几种发展趋势，每种趋势都带来文明化进步：
首先是“和平化过程”（pacification process），即人类从“无政府”部落社会过渡到定居农耕，并在距今5千年前发明国家，由其垄断合法暴力并建立秩序，使一般暴力命案下降近5倍。
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这由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包括餐桌礼仪、服饰规矩、待人接物等，这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这个商业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了10到50倍。其他社会也在不同时期经历了文明化发展，中国早在周朝的《仪礼》、《礼记》和《周礼》中就对餐桌、服饰、待人接物各类礼仪做了规范。
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主要体现在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停止死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通过小说、绘画、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持续努力，到19、20世纪，人们对血淋淋残暴不再像以前那样麻木，而是怜悯、同情和不容忍。
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WTO等跨国组织的架构下，结束了基于炮舰的世界无序，代之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带来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和平时期，该过程也包括在全球普及的“人权革命” ，重新界定并保护个体的自由与权利。
平克对明化变迁的总结非常系统，让读者对人类的长久发展充满希望，但缺陷在于，这些有关文明进程的总结主要是描述现象，因为“和平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非文明化“原动力”本身。 “人之初，性本善” ，只是后来因为生存所迫，而被“污染”变坏、变恶；也就是，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创举使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暴力犯罪收益低于成本”、“战争收益低于成本” ，那么，即使在观念和认知上清楚“文明”的高尚和“野蛮”的卑劣，一旦生存受到风险冲击，人类还是可能选择野与暴，将人道主义、文明从善、规矩秩序存放于书架上。更本源的文明化创举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