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举|风险逼出文明( 四 ) 风险|创举|岩画|秩序|人类|文明

既然迷信是早期智人的普遍发明，为什么至今还无处不在？迷信真的是“信则灵”吗？我们会看到，迷信虽然不一定提升生产率，但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能起到“信则灵”的心理保险作用，间接提升人的风险应对力，把人类带上文明之路。虽然在这个意义上迷信对文明化发展有积极贡献，但也带来负面代价，包括阻碍理性进步、催生“猎巫”等愚昧暴力。
婚姻、家庭与化险性人力资本
在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历史中，既有跨区迁徙、定居农耕和储藏手段这样的技术创举，也有迷信“壮胆”“威慑”这样的心术，但过去数千年中，最突出的文明创举应该是围绕人际跨期合作的文化与制度建设。从逻辑上讲，在给定的物质产出与技术条件下，人际跨期交换也可以、甚至更能优化人类生存处境。可是，如何实现人际跨期交换，做到既避免失信、赖帐和跑路，又不促长懒惰搭便车呢？今天有余者可以补当下不足者，但今后在前者短缺时，后者必须给予回报。这种跨期交换不一定是个体与个体间直接进行，也可以是通过中介以多对多的方式完成（如：有余者将资源投放于放贷机构、商业银行或保险公司，不足者与这些机构跨期交换；或者，通过之后讲的家族、教会，实现成员间跨期互助，这些组织都为中介）。跨期承诺不难设计，却难在执行，因为如果没有机制惩罚欺诈违约、防范搭便车，就无人敢相信这种承诺。
婚姻和家庭是远古时期不同社会做出的回应，亦即，借助姻亲网络和血亲网络解决信任问题：血缘关系与生俱来、终生永恒，永恒关系就是信任，而姻缘通过习俗、仪礼和伦理加以强化，也可成为终生难变的承诺关系。姻亲网络、血亲网络在形式和性质上就如同今天的俱乐部，但信任度和凝聚力更强，彼此“抱团取暖” ，成员间的交换互助更加可靠。从这个意义上，婚姻制度和家秩序的演变发展在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强化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推进了文明化。
从风险互助和利益互换角度看待婚姻，似乎没有温度，因为现代人倾向于将“婚姻”跟“爱情”、“浪漫”联系在一起，甚至画上等号，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晶。实际上，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远古东方，人类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故事，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
一个具体实例来自罗森智威（Mark Rosenzweig）跟合作者的研究，他们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印度农村父母通常将女儿外嫁很远，尤其是收入低、农业产出不确定性高（即风险大）的农村家庭，更倾向于让女儿外嫁到远方。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发现，主要还是为了降低收入风险。对于农人，收入风险的空间性尤为突出：一村发生灾害，另一村未必同时遭遇同样的灾害；两村间的距离越远，两地降雨量和其他气候指标的相关性就越低，收入相关性也低。这些特征给农民跨地区分散风险提供了机会。可问题是，一方面传统社会没有发达的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越是相距甚远的村庄间，跨期互换的契约风险就越高。所以，就如同汉代中国的“和亲”策略一样，印度农人在联姻中找到答案：通过女儿远嫁他乡建立跨期交换关系，尤其是女儿越多，可以往不同方向外嫁，以最大化联姻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那么，是什么让此契约关系胜过一般契约，并且人类对其信任程度仅次于血缘关系呢？答案在于各社会都花了大量精力，创新推出了各种针对婚姻的仪式、彩礼和迷信故事，众多伦理规则，从多个维度加固婚姻关系，最大化“白头到老”的概率。在中国，儒家“夫为妻纲”、“三从四德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还有女性“守份”、“守节”的妇道规则，这些都是礼制三经典——《仪礼》、《礼记》和《周礼》——要求妻子遵守的天经地义，目的是让妻子不可忘记名分或违背婚约，使跨期承诺无比可靠。当全社会普遍遵守这些虚构故事时，建立于婚姻之上的秩序必然稳固，虽然传统婚姻规则多侧重压制妇女个人权利与自由，代价极大，也未必抬高生产率，但换来了人们的生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