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举|风险逼出文明( 五 ) 风险|创举|岩画|秩序|人类|文明

【创举|风险逼出文明】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只有所谓的“群婚” ，也就是没有以责任义务约束的松散两性关系，性关系混乱，所以，没有“夫妻”、“父亲”这样的概念，也难有今天意义上的“家庭”、“家族” 。到了原始社会晚期，特别是新石器早期，群婚逐步演化到一种多偶的“伙婚”制，即一个女子对多个男子的“一妻多夫”制，男方对女方的责任义务逐步增多，女方对男方的专有关系时间渐渐加长，那时候，男子开始“从妻居” ，在传承上子女不属于父亲世系，而归母系。到了定居农耕时期，社会结构由母系向父系、婚姻关系由“一妻多夫”向“一夫多妻”转变，也由于定居下来的人类有激励推演出规则，不仅将婚姻中的责任义务进一步明晰，而且努力为家秩序添砖加瓦。在中国，这相当于夏商和西周时期，在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建立了早期国家形态，另一方面，完成了向父系社会的转型，推出我们今天熟悉的父系姓氏，创建后人所称的“礼制” 。
在各个社会，家秩序的建立时间不同，其发展过程与完善程度各异。以中国为例，虽然《仪礼》、《礼记》和《周礼》等儒家经典是对周朝礼制的总结，说明家秩序近三千年前就相当发达，但这套体系从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宋代程颐和朱熹、明代王阳明等，经过历朝历代无数儒家哲人与践行者的不懈努力，才渗透到社会各角落，全面规范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到19世纪的晚清和20世纪民国时期，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已经把每个人，不分男女还是老少，都牢牢地固定在家庭、宗族和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上，终生不变。这样做当然使个人无自由选择、牺牲个体权利，但好处是：家庭内、宗族内甚至社会中的人际跨期互助变得可靠，降低成员间的交易成本事实上在功能上，宗族如同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而礼制的目的是强化宗族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以促成族亲间的风险分摊和资源共享，减少族内交换成本及跨期承诺不确定性，最终是为了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风险应对力。多项量化历史研究证明，儒家文化影响深、宗族发达的时期或地区，他们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强，农民在灾荒时期的暴动频率会更低、人食人现象也更少，社会秩序井然此即儒家礼制对文明化的贡献。而研读经典和科举体制是实现儒家愿景的具体手段,得到的也是“有用知识” ，而不是莫基尔教授讲的“无用知识” 。
（作者系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文章发表时有删节）